长三角再实体化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实体经济，正在成为长三角地区沪苏浙三省市的共同主题。

　　6月29日，2012陆家嘴论坛开幕，主题是“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论坛开幕之际，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上海市长韩正围绕“金融中心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核心议题，与国内外企业家、金融家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而这仅仅是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

　　进入2012年以来，长三角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驰援”实体经济：

　　4月16日，温州市政府转发《关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4月25日，浙江省召开全省发展实体经济电视电话会议；

　　5月23日，杭州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炉；

　　5月30日，江苏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意见》，提出9大类26条具体措施。

　　而前几年，在转型升级的口号下，长三角各地的虚拟经济“天天向上”，工业集群尤其是制造业，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时移势易，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双重倒逼之下，回归实体经济，成为共同的选择。

　　“去房地产化”

　　“温州不是企业长不大，而是稍微大一点，就都外流了，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如果不解决空心化问题，温州经济转型发展就没有希望。”

　　7月27日，一份《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2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披露了一组揪心的数据。报告显示，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风向标”的温州，有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停产。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140家，产值同比下降的多达2276家，下降面达57%。

　　更令人担忧的是，小微企业2011年以来面临的困难，正向大中型企业传导。数据显示，前5个月，浙江工业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利润分别下降23.8%、18.3%和14.3%；浙江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亏损面达20.8%，亏损率为13.6%，同比分别扩大5.2和6.7个百分点。企业利润下滑的同时，5月和6月份，浙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为46.4%、49.2%，处于荣枯线下方。

　　从温州市到浙江全省，工业企业面临的形势，早已不是用“严峻”一词所能形容的。而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也是10年来累计的结果。一个典型案例，或许能说明温州的窘境。

　　10年前，有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面对央视镜头，说了一天能赚一百万的豪言，但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场面早已不见踪影。统计显示，温州打火机企业的数量，已经由鼎盛时期的4000多家，锐减到不足100家。打火机企业远去的身影，就是温州人从制造业出走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都投向什么地方，一个“炒”字耳熟能详，温州人在工业制造上的打拼精神，完全被炒快钱的冲动压倒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研究发现，自2003年以来，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拥有房产或土地的企业及个人的财富迅速增长，大量资本向房地产行业聚集。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副作用是分流产业资本，导致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下降。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对话网民时也认为，温州人口居浙江省第一，经济规模第三，但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规模只排浙江第五，“说明温州不是企业长不大，而是稍微大一点，就都外流了，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如果不解决空心化问题，温州经济转型发展就没有希望。”

　　在长三角的所有城市中，温州最典型。但如何才能从“没希望”到“有希望”？

　　尹中立认为，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有所作为，一定要“去房地产化”。但从现实情况看，到目前为止，包括沪苏浙在内的各地方政府，还不能说真的找到感觉，都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替代房地产业。“失去的实体经济产能永远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没有产生。”浙江省政协委员郭胜华在一份提案中写道。

　　比这更严重的是，7月18日，阿迪达斯宣布，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唯一一家在华自有工厂。类似的案例已经出现多起，耐克早在2009年3月，关闭了在华唯一家于江苏太仓的鞋类工厂，迁至越南生产。

　　由此可见，内外夹击之下，长三角已经到了不得不再次换档的临界点。

　　“重复昨天的故事”

　　“我们必须摆脱‘投机’的短期诱惑，转型到长线的‘投资’界面”；我们必须跳出‘微笑曲线’的底端，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2012年1月30日，在浙江民营经济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个轮子哪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早在2009年浙商大会上，与会浙商代表就已经发出共同的心声：“我们必须从‘制造’的窄路里，转型到‘创造’的大道上”；“我们必须摆脱‘投机’的短期诱惑，转型到长线的‘投资’界面”；“我们必须跳出‘微笑曲线’的底端，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眼下，浙江政府的倡导与企业家的诉求，正在产生交集。2012年2月1日，首届世界温商大会上，讨论重塑温商形象时，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了“今后怎么做？”这时，“做好实业”成为温商们口中最热的词汇。

　　不仅企业家有想法，浙江省政府还在11个设区市和义乌市，规划培育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重点规划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十二五”时期开发建设区面积为429平方公里。其中，浙江专门在毗邻安徽、江苏两省的湖州市，设立“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浙江搭建产业集聚区包含多层深意，浙江省长夏宝龙表示：“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仍然是提升浙江经济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鼓励浙商把总部和第三代优质项目落户到家乡，鼓励浙商搭桥牵线引进世界500强、央企、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等，目的就是要为浙江转型升级投入优质增量。抓住了这些增量，也就抓住了拉动即期增长和长远发展的有效投资。”

　　但不同于浙江的是，上海的特色更侧重于总部经济，“日益增高的综合成本下，一般制造业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迁是客观规律，但制造业依旧是基础，上海的制造业重点应放在精度高的装备机械类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分析说。

　　5月23日，上海金融支持实体产业经济发展会议召开，12家银行正式与上海签约，连续3年为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实体产业滚动提供总额6600亿元融资支持。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在此次会上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确保上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事实上，上海两个中心方案获批后，曾有上海市官员认为建设金融和贸易中心，制造业似乎将远离上海，但如今张江、金桥等开发区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凸显制造业亦回归到上海。“没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回归实体经济的重点应该提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国际上高端制造业优势在于分工，促进新兴部门独立出来发展壮大。”陈维认为，“政府有责任深化分工体系，在此基础上自然会产生对服务业的需求，否则，仅靠政策趋动下的服务业，整体水平还是偏低，难以走出一条新路。”

　　当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在10年前的制造业竞争中，各地出台的政策与今天鼓励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有许多相似性。毕竟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缺乏制造业支撑的经济增长泡沫，早晚要破。长三角重回实体经济的集体行动，只是一种顺势而为。

　　争夺企业资源

　　“企业在家里是一只虫，到外面去长成一条龙，这说明什么？说明本质上他是龙，因为没有环境，虫长不成龙，本质上就是环境问题。”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土地、劳动力等基本经济禀赋处于劣势。但另一方面，浙江是全国企业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采访中，浙江经济资源的“穷”与“富”，被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屡屡提起，证明浙江回归实体经济，同样具备充足的底气。

　　按照企业资源的三个纬度来看，一是要拥有数量巨大的企业家，浙江相比其他省份最有优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

　　二是要有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经济禀赋，尤其是劳动力中的技工团队和土地空间。为有效增加腾挪空间，温州创造出一个“瓯飞工程”，即沿海滩涂围垦，整体规划面积43万亩，来保障土地资源的要素供给。

　　三是具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如果说企业要成长为航母的话，环境就是承载航母的海洋。对此，陈德荣有句很形象地比喻：“企业稍微长大一点就需要正规的园区和厂房，但我们没有提供这样的环境条件，所以只好跑到外面去发展。在家里是一只虫，到外面去长成一条龙，这说明什么？说明本质上他是龙，因为没有环境，虫长不成龙，本质上就是环境问题。”

　　“我们抓浙商回归，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人家比服务。”夏宝龙有一次反问参加省政府全体会议的与会部门领导，“最令人深思的提问是，上海、江苏能办的事，为什么我们浙江不好办、办不好？”对于浙商来说，要想让他们做好实业，就需要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如果发展实业的环境不好，逐利的资本还是会往投机的方向去冒险。

　　对此，温州知名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重塑温商形象，做好实业是基础，这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制度的完善。企业遭遇投资难题，一定要从制度上破解。”重回实体经济，企业家需要政策的温暖，因此，2012年的世界温商大会，也被看作是一次“温商”的大会。

　　从本质上说，不管是浙商回归还是长三角再实体化，都是对企业家资源的争夺。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长三角地区与其他省份基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相比于武汉、西安、成都等科教资源云集的非沿海大城市，浙江还处于一种相对劣势中。

　　此时此刻，“你快回来，浙江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这首歌曲《你快回来》，或许更能表达浙江当下的心境。而浙商回归背后的本意，蕴含着长三角再实体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