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语境下的浙江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浙江，正用“另一个浙江”拯救浙江。2011年底，面对“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出台《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将希望寄托于“另一个浙江”——750多万省外、海外浙商，这些浙商去年投资规模超3万亿、创造财富超6万亿，是浙江GDP的数倍。

　　浙商回归，此前浙江各地市悄然推行的举措，也旋即上升为浙江“一号工程”。

　　对此，浙江省长夏宝龙在数次会议上要求浙江反思“四个够不够”：对浙商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今年5月，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建满亦在“首届浙江商会会长培训班”上称：没有浙商就没有浙江的经济，没有浙商就没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浙商甚至没有浙江今天的地位。

　　浙江对浙商回归的期望与倚重，可见一斑。

　　半年已过，哪些浙商在回归？动力何在？“浙商回归”又能否再造浙江？

　　谁在回归？

　　“如果继续下去，几年以后，高科技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就可能都会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就像地瓜一样，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国各地。”

　　7月底，领导小组发布信息称，上半年，“浙商回归”项目到位资金708.67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59%，比去年浙商回流资本增长了78%。“一号工程”的政策刺激效应明显。

　　那么，半年来，哪些浙商在回归呢？

　　就在领导小组发布信息数日前，四川省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率11位在川浙商赴温州考察。

　　“在川浙商已经达到30多万名，其中不少温商做得相当大。今年来自家乡的大手笔招商信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好几名温商提出回家看看，所以我们就马上组个团先来考察。”刘良绪说。

　　最终，四川省浙江商会与温州瓯海区政府签订了旅游村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

　　这是浙商回归最常见的模式——由在外浙江商会或企业联合会联络、牵头，组织浙商回归。“商会一直被浙江视为非常重要的对外机构，是浙江与在外浙商联系的感情‘脐带’。”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何建国告诉《决策》。此次浙商回归中，浙江将这一“脐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全国29家浙江商会内设立“浙江省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联络办公室”，授权开展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并承诺引进5个项目即予以奖励。

　　各商会会长以及主力会员，于是成为此次浙商回归的主力军。同一般浙商相比，与浙江政界联系密切的他们，更善于抓住政策调整中的机遇。

　　此外，另一大回归主力军则是“当年走出来创业的企业”。何建国告诉《决策》，这类浙商在浙江没有企业，所以他们比当年从浙江本土走出去的浙商，有更强的回归意愿。

　　如果进一步将回归浙商按区域划分，会发现其地域分布较广，全国各地都有，但以北京、上海、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居多。

　　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是浙江此次回归引进的重点区域。尤其是上海，近半年来几乎浙江每个地市都在上海召开了浙商回归项目推介会。

　　同时，在经济环境不佳、投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的浙商也愿意回归浙江，寻找机会。比如，上海市浙江商会就成立了“回乡投资委员会”，提出实施“在沪浙商回归发展5年千亿投资计划”，其中2012年计划投资200亿元以上。山东省浙江商会则组织现代联合集团、中国南龙集团、华纳集团等60多家在鲁浙商企业回浙江考察。

　　而江西、安徽等地则是浙商省外转移的主要地区。在安徽广德县，70%-80%的招商引资项目来自浙江。在江西，来自浙江的企业也占到江西招商引资的60%左右，部分县市可能会高达90%。

　　如果将回归浙商按产业划分，当下回归最多的是商业地产以及总部经济。

　　仅在今年1月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大会上，慈溪、安吉、衢州和台州等地就分别签约了宁波时尚奥特莱斯名品城、安吉中国食博园、衢州市西区中央商业区以及中央商务区西北角城市综合体等一批商业地产项目。

　　“近年来浙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并不高。随着浙江各地城市规划调整，商业地产项目必然迎来机遇。”一位浙商商会会长称。

　　同时，浙江也在谋划的一系列的浙商总部，例如浙商总部大厦、浙商总部大酒店、浙商总部公寓、浙商总部会议中心、浙商总部科技城、浙商总部产业园、浙商总部研发中心、浙商总部家园等等。湖北省浙江商会会长何明东称，争取先把湖北省46万浙商的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搬回到家乡来”。

　　不过，“现在将整个产业回归浙江的现象还没有出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名誉院长吕福新告诉《决策》。

　　但安徽省浙江商会会长何建国告诉《决策》：“浙商回归工程如果继续下去，几年以后，高科技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就可能都会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就像地瓜一样，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国各地。”

　　动力何在？

　　“现在如果有合适项目，中西部地区和浙江政策、条件相差无几，那我肯定是选择回去。所谓叶落归根嘛。”

　　用蜂拥而至来形容浙商回归态势不为过。2011年，浙商回归投资的到位资金仅180多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到位资金已达708.67亿元，翻了数番。

　　这些浙商回归的动力何在？

　　何建国讲了一个故事。2011年春节期间，由浙江省经合办副主任带队，专程从杭州到乐清慰问何建国的父母。受此礼遇的还有其他22位浙江商会会长的父母。在今年正月，浙江组织了6个慰问组，各由一名副厅级干部带队登门看望慰问。

　　“我们就心里感谢啊！你尊敬我们老父亲，我们还不卖命吗？”尽管半年已过，何建国谈及此事仍然十分动容。他的企业总部虽然一直在温州，但今年还是在温州投资了其他项目。

　　情感牌，是浙江号召浙商回归的重要手段。“孙悟空不能没有花果山”，浙江一再将此理念向广大浙商传递。但如果仅仅是情感因素，2011年之前的浙商回归就不会不温不火。

　　“企业以营利为目标，情结是一个方面，但赚钱也是一方面。在此前浙江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我们提出，回归必须要有政策，形成洼地，才能回归。”何建国告诉《决策》。

　　为引导和扶持浙商回归，浙江毫不吝惜政策资源。在浙商回归上升为“一号工程”后，何建国等期待的政策随之而来。在“若干意见”出台后，浙江各部门相继出台细化政策，形成了“1+X”政策体系，其支持力度之大，令外界惊叹。

　　以土地资源为例，土地要素资源的缺乏被公认为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初众多浙商选择背井离乡去外地打拼，就是因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浙江投资创业面临用地紧张、成本过高等问题。

　　此次，为吸引浙商回归，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用地保障的实施意见》，规定对浙商回归重大项目给予一定的用地指标奖励，对浙商创业创新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的市、县(市、区)政府，给予适当用地指标奖励。对于这一政策，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志宏表示：“这是浙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此外，浙商回归也占据“天时”之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浙江企业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开始大规模内迁，在2010年、2011年达到最高潮。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如当初预期的那么乐观，再加上宏观经济变得复杂，浙商外迁趋势减弱，回归开始成为他们考虑的重点。“现在如果有合适项目，中西部地区和浙江政策相差无几，那我肯定是选择回去。所谓叶落归根嘛。”一位浙商告诉《决策》。

　　在回归“天时”中，更重要是浙江拥有的四大平台。2011年以来，浙江谋划和争取国家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后得到国务院批复。四大战略平台中仅海洋经济领域，“十二五”时期就有六大类39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按照浙江省提出的发展规划，以2010年的工业投资为基数，到2015年要达到8150亿元，年均增长12%。这些就是浙商回归的大舞台。

　　能否再造浙江？

　　“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

　　回归的浙商重任在肩。

　　在2011年底，“若干意见”落实会议上，夏宝龙举的东阳例子很诱人。

　　2009年以来，东阳市就把“回归工程”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到2011年底共签约回归项目182个，投资总额248.6亿元；已落地项目105个(其中亿元项目21个)，计划总投资75.8亿元。

　　夏宝龙总结称，由于“回归工程”的带动，“2011年上半年该市12项主要经济指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8项指标增幅位居金华市第一。特别是大量的浙商回归，提振了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显然，夏宝龙希望东阳是整个浙江的缩影。

　　从上半年来看，浙商回归效益确实明显。一个典型例子是，由于浙商回归带来的投资，今年上半年，浙江投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值，扭转了最近几年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

　　不过，夏宝龙的希望不止于此。夏宝龙的希望是回归浙商能发挥“五大作用”：一是在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为把浙江打造成浙商的总部、民营企业的总部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引资引智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挥更大作用；五是共建市场营销网络上发挥更大作用。

　　“五个作用”与“四个够不够”，是希望浙商回归能推动浙江经济转型，继而倒逼政府转型。那么，回归的浙商能担当如此重任吗？

　　“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在全国率先放松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放水养鱼，靠体制优势实现经济快跑。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浙江省委副书记李强称。浙江显然想借浙商回归的契机，积极作为，增强政府的企业家精神。

　　当下，浙江各地市正在开展“互看互促”活动，就是要在浙商回归中，相互对标赶超。各地政府纷纷赴省外实地走访浙商，累计走访联谊浙商12000余人次。海宁还将浙商回归任务分解下去，将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不定期刊登在《海宁日报》上。过去不需要考虑招商引资的浙江，正在逐步学习中西部的招商策略。

　　由此可见，在倒逼政府转型上，浙商回归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不过，在推动浙江经济转型上，浙商回归的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浙商回归项目中不乏高端制造业等项目，例如海盐县上年半19个浙商回归项目中，节能环保产业6项，核电关联产业2项，装备制造业1项，新兴产业数量、投资额分别占47%和36%。但考虑到浙商介绍的项目也被纳入浙商回归项目中，由浙商直接回归投资的高新工业项目并不会有这么多。

　　而且，浙商在担当此任中，还有一个硬伤。“很多浙商头脑中还是第一次创业时的经验，没有意识到当下环境与当初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浙江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良华向《决策》分析道，“浙商一次创业主要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进行的，那时需要的是有胆量、能吃苦、能融到资。现在浙商回归创业创新，需要的则是好项目与高素质人才，优势是高素质的创业者。”

　　“创业者本身素养，包括专业背景、投资意识、理念和风险等等，这些越来越重要了。”马良华称，“通过与很多浙商接触，不客气地说，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素养。”

　　显然，浙商要再造浙江经济，必须先再造自己。浙商回归，任重，且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