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三位改革者与一座城的发展传奇

2013年10月24日17:44  《决策》杂志
宿迁是幸运的。放眼全国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连续三任改革者,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将改革持续近20年。   宿迁是幸运的。放眼全国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连续三任改革者,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将改革持续近20年。
经过10多年的突飞猛进,宿迁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宿迁未来的改革当可期。 经过10多年的突飞猛进,宿迁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宿迁未来的改革当可期。

  宿迁:三位改革者与一座城的发展传奇

  [编 者]

  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连续三任改革者,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将改革持续近20年。宿迁无疑是中国地方改革发展20年来的最好缩影。

  本刊对宿迁的关注也从未间断过。从仇和、张新实,到王天琦,本刊都曾近距离走进他们,观察他们的改革。他们都以独特的风格和无私无畏的勇气,给这座城市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他们超常规的改革,造就了宿迁“洼地”崛起的奇迹。

  创刊20周年之际,本刊再次以他们为样本,试图梳理出地方改革者们20年走过的足迹。

  本刊记者:吴明华

  宿迁是幸运的。

  继仇和、张新实之后,今年初,这个还不到弱冠之年的年轻城市,又迎来了一位改革者——王天琦。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连续三任改革者,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将改革持续近20年。

  超常规的改革,造就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传奇。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多年的发展历程,而宿迁,只用10多年时间,便走完了中国很多城市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将“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演绎得淋漓尽致。它也成为20年来地方改革发展的最好缩影。

  从刚建市时的一穷二白,到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万的新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24亿到1500多亿,数字上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近20年来宿迁发生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改革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融入城市的灵魂成为一种独特的气质。每位改革者都用他独特的风格和无私无畏的勇气,给这座城市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仇和:逼出来的改革

  偏于苏北一隅的宿迁,1996年建市时,给人们的唯一印象就是“穷”,它被公认为江苏省最穷的城市。而且宿迁不靠江、不靠海,没有铁路、没有资源,发展靠什么?

  庞大机器启动时都要付出超常的动力和能量。当时宿迁维持财政运转、保证吃饭,都力不从心、疲于应付,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其中的艰难非经历者难以想象。

  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强令三分之一的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的干部轮岗创业,到所有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仇和的这些铁令如山,在当时无疑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风暴。

  “要想发展,就不能有那么多吃官饭的人,都给我去创造、去挣钱。”仇和说。尽管起步时的阵痛难以忍受,但现在的宿迁人回过头来看,认为“当时不用超常规的做法,根本没办法发展。”

  在宿迁改革中,争议最多的当数“卖医院、卖学校”。然而,这样的大胆之举更是“被逼出来的”。在仇和看来,“宿迁的困难把我们逼向市场,使我们不得不一切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率先走上市场之路。”

  虽然外界非议和责难很多,但在当时宿迁内部却没有不同声音,因为“改革穿什么鞋子,只有自己的脚最清楚”。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什么搞教育卫生改革?我做常务副市长时,我们都是卖大哥大、卖小汽车来发教师的工资;医院也是破破烂烂的,医生工资发不出来。怎么能拿钱来投入学校,投入医院?而且机制也不活,投入越多,包袱越大。”宿迁原市委书记张新实曾回忆说,当时市委的领导都支持仇和,必须干下去,他也是非常支持。

  铁腕激进的改革措施,让仇和戴上了“人治”的帽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仇和对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却非常执著。仇和曾专门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制度创新领导小组,出台了110多个大类的政策和法规,具体到小类则不止千种。

  2003年,宿迁在全国首开先河,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和公推公选制度,成为这一制度改革的发源地。2004年又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人民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这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不仅成为宿迁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也是仇和最为看重的改革。

  尽管外界对于仇和改革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但在宿迁人看来,正是仇和,让宿迁改变了命运,“直到仇和书记到来,才看到热土的复苏。市区繁荣了,城区扩大了,郊区变化了,开发区从无到有,农村人的心也跃跃欲试。这就是发展,这就是战略,是一个干部敢于用自己的乌纱帽为地方建设冒风险的胆识。”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如今,这些标语仍然竖立在宿迁市内最醒目的位置,它们是仇和留给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刊记者:吴明华

  宿迁是幸运的。

  继仇和、张新实之后,今年初,这个还不到弱冠之年的年轻城市,又迎来了一位改革者——王天琦。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连续三任改革者,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将改革持续近20年。

  超常规的改革,造就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传奇。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多年的发展历程,而宿迁,只用10多年时间,便走完了中国很多城市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将“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演绎得淋漓尽致。它也成为20年来地方改革发展的最好缩影。

  从刚建市时的一穷二白,到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万的新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24亿到1500多亿,数字上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近20年来宿迁发生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改革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融入城市的灵魂成为一种独特的气质。每位改革者都用他独特的风格和无私无畏的勇气,给这座城市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仇和:逼出来的改革

  偏于苏北一隅的宿迁,1996年建市时,给人们的唯一印象就是“穷”,它被公认为江苏省最穷的城市。而且宿迁不靠江、不靠海,没有铁路、没有资源,发展靠什么?

  庞大机器启动时都要付出超常的动力和能量。当时宿迁维持财政运转、保证吃饭,都力不从心、疲于应付,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其中的艰难非经历者难以想象。

  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强令三分之一的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的干部轮岗创业,到所有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仇和的这些铁令如山,在当时无疑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风暴。

  “要想发展,就不能有那么多吃官饭的人,都给我去创造、去挣钱。”仇和说。尽管起步时的阵痛难以忍受,但现在的宿迁人回过头来看,认为“当时不用超常规的做法,根本没办法发展。”

  在宿迁改革中,争议最多的当数“卖医院、卖学校”。然而,这样的大胆之举更是“被逼出来的”。在仇和看来,“宿迁的困难把我们逼向市场,使我们不得不一切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率先走上市场之路。”

  虽然外界非议和责难很多,但在当时宿迁内部却没有不同声音,因为“改革穿什么鞋子,只有自己的脚最清楚”。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什么搞教育卫生改革?我做常务副市长时,我们都是卖大哥大、卖小汽车来发教师的工资;医院也是破破烂烂的,医生工资发不出来。怎么能拿钱来投入学校,投入医院?而且机制也不活,投入越多,包袱越大。”宿迁原市委书记张新实曾回忆说,当时市委的领导都支持仇和,必须干下去,他也是非常支持。

  铁腕激进的改革措施,让仇和戴上了“人治”的帽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仇和对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却非常执著。仇和曾专门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制度创新领导小组,出台了110多个大类的政策和法规,具体到小类则不止千种。

  2003年,宿迁在全国首开先河,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和公推公选制度,成为这一制度改革的发源地。2004年又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人民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这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不仅成为宿迁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也是仇和最为看重的改革。

  尽管外界对于仇和改革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但在宿迁人看来,正是仇和,让宿迁改变了命运,“直到仇和书记到来,才看到热土的复苏。市区繁荣了,城区扩大了,郊区变化了,开发区从无到有,农村人的心也跃跃欲试。这就是发展,这就是战略,是一个干部敢于用自己的乌纱帽为地方建设冒风险的胆识。”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如今,这些标语仍然竖立在宿迁市内最醒目的位置,它们是仇和留给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天琦:让改革成为习惯

  “改革虽然过程可能会很曲折、很艰难,甚至会发生阵痛、剧痛。但只要方向找对了、功夫下足了,一定会在上下求索的历程中收获最美的风景。”新任市长王天琦,总结宿迁的改革发展历程时说。

  与此相佐证的是,近10年来,宿迁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江苏省前列。这样的“宿迁速度”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后发地区快速崛起的一个典范。

  “宿迁过去每一项改革,都在激烈的争论声中艰难起步,但是也正源于他们对改革的决心和毅力,才保证了宿迁改革的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显著成果,也为今日宿迁的跨越发展奠定了改革创新的牢固基础。”这是王天琦对他前任们的评价。

  早在担任睢宁县委书记时,王天琦就曾表达了对仇和的敬佩之情,“我对仇和很敬佩,这不是客套话,是真话。我很敬佩他那种气质和精神。从气质和精神的角度讲,他是我的一个榜样。”但同时,王天琦也说,他没有研究过仇和的施政风格,也没有研究过他的施政措施。

  王天琦当年在睢宁的改革,同样备受瞩目。比如,严管干部、给干部立规矩,改革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在网络上掌控话语权,乃至公民信用评级,这些改革措施都有着鲜明的风格。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的个性和我对事物的判断。”王天琦调任宿迁市长后,又会有怎样的改革举措?这对宿迁人和外界来说都很期待。

  在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后,王天琦在一次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他对改革的判断。在他看来,改革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优势,宿迁和其他地区比,能源不是优势、资源不是优势、基础更不是优势,要实现后发崛起,只能通过改革创新。

  经过10多年的突飞猛进,宿迁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但同时新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宿迁固有的劣势非但未能弥补,一些原有优势也在逐渐弱化。比如:洼地效应在弱化、政策优惠在弱化、改革优势在弱化,亟需通过改革创新来加强。

  王天琦提醒宿迁干部,要高度警觉,深刻反思,坚决防止改革的红利递减、弱化。“当前,宿迁既面临扩大总量与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也面对资源制约和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与此同时,还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如果不下决心进行创新突破,不下决心进行存量和增量改革,宿迁要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可以说就是一纸空谈。”显然,改革会是他的首要选择。

  “要使改革创新融入我们的血液、浸入我们的骨髓、深入我们的灵魂,做到有多少发展需求就有多少创新举措,有多少矛盾困难就有多少创新办法,有多少瓶颈制约就有多少创新突破,从而在新一轮竞争中再造优势、赢得主动,真正以改革创新的红利支撑起新一轮跨越发展。”王天琦旗帜鲜明地提出,“让改革创新成为我们的习惯”。

  宿迁未来的改革当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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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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