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20年：终结与开始
从工业园区到城市扩张，从农民工涌入到制造业升级，金鸡湖见证了苏州20年所有的改变。
今天，遍地开花的行政服务中心，其发端还是在20年前的苏州。
苏州不仅是经济明星，也是决策杂志重点关注的城市之一，曾有13次登上本刊。
原标题：苏州20年：终结与开始
【编 者】
20年来，哪座城市更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在本刊曾重点关注过的城市中，我们选择地级市苏州。
为什么选择苏州？简单来说，因为苏州是地级市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典型代表。如果进行概括性的梳理，苏州的发展历程具有中国城市化20年来的共性问题，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开发区建设，新旧城之争，城市文化转型，以及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这些都是所有城市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些则是直接向苏州学习来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州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中所经历的和即将面临的转型，或许就是其他城市即将面对的难题。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突破点，如何才能找到并实现成功突破？苏州至少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1994年第9期，苏州第一次出现在《决策》杂志上。此后，从“苏南模式”的终结到“新苏南的脚步”，从昆山开放型经济到苏州人才战略……本刊曾13次发表文章关注苏州的动态。在《决策》杂志创刊20周年之时，我们再次关注苏州，此时它正在探索第三次转型。
本刊记者：王运宝
苏州的20年，是从“终结”开始的。
1993年10月，《决策》杂志创刊时，苏州的乡镇企业因为体制问题，面临普遍性难题，“苏南模式终结”开始成为焦点话题。同一时期，新加坡工业园合作谈判尘埃落定。1993年的苏州，内变与外变同时进行。
当时间推进到2012年9月1日，苏州再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新成立的姑苏区涵盖完整的苏州古城。这次不仅改变了长期困扰苏州中心城市首位度偏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新成立的吴江区使得苏州市区直接与上海接壤，更有利于苏州对接上海。
有种说法是，区划是衣服，城市长大了，就要换一件更合身的衣服。从现在的时间节点回望，20年来，苏州一直是在恰当的时间换上合适的衣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下一路疾行。翻看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榜单发现，1996年时，苏州排名全国第28位；如今，地级市苏州已经成为中国第5大经济城市。
20年苏州，成为中国城市追赶型发展的样板。苏州为什么能做到？这恰恰是最能打动其他城市的地方。因为在城市赛场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决策者都想争先进位。
苏州长大了
余秋雨发表《白发苏州》是在1992年，这是《决策》杂志前身《安徽决策咨询》公开出版的前一年。优美散文的背后，乡镇企业改制正激荡苏州。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储东涛以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上的数字为基础，统计发现江苏GDP在全国的比重、江苏乡镇企业在江苏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从1993年之后均呈直线下降之势，已被广东、山东赶上、超过。尤其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储东涛认为，“自身机制退化”是苏南模式不再执农村工业之牛耳的内在原因。苏南模式走向终结，成为普遍性的看法。
恰恰就在“终结论”引发极大关注之时，苏州的开放型经济开始起航。如果说苏南模式还活着的话，这一次的主角就是苏州。
忽然10年过去，从苏南模式到新的苏州模式，苏州犹如江南小家碧玉出落成新兴家庭里的大家闺秀。
苏州长大了。但政府一如既往还是强力推动者，洋溢着“亲商、安商、富商”的风格。不仅如此，苏州还添加了大量吸引外资的新元素，并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机会中，狠狠吃了个饱。
这既是一个意外，又是一个惊喜。
10年后的2003年，苏州经济登上高峰。苏州已有80多家世界500强的投资企业。在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城市中的状元；2004年，苏州GDP总量悄无声息地超越特区深圳，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以消费城市闻名的苏州，工业总产值仅次于龙头上海，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苏州市引进的外资更是超越上海，雄居全国之首，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高地。此时，苏州的发展道路，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在总结苏州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荣曾经明确表示，苏州最为成功的工业园的发展，走了一条不同于上海浦东和深圳的发展模式。
王荣强调说：“苏州人抓机遇的意识特别强。”一方面，苏州靠近上海，尤其是浦东开放，对整个苏州的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牵引作用。另一方面，苏州总能在合适的时间主动寻找城市发展的机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2年后的积极吸引外资，都成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这些被形象地总结为一句话，“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座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区位优势，关键是如何发掘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与苏州毗邻上海的嘉兴，在转化区位优势上，就不如苏州。2012年，嘉兴市经济总量只有2885亿元，仅仅是苏州市12012亿元的24%。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苏州无疑在转化区位优势上做得最为成功，可以说给全国所有城市树立了榜样。此时回头来看，早先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握手，可以看作是苏州转折的前奏。
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是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给自己做了个手术，称为“一体两翼”，即老苏州、洋苏州、新苏州。
苏州古城居中，观前街游客穿梭；东翼是苏州工业园区，发展现代化产业；西翼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目的是技术孵化。长期在苏州市政府研究室工作的徐伟荣说：“苏州大城市的格局真正开始实现了。”
“成功学定律”
在苏州开放型经济的历程中，一个鼠标的利润分析，曾被多次引用。
罗技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合资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从苏州运往美国。其最畅销的一款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为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
中国从每只鼠标的制造中仅能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即使是一些名义上的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经过简单培训的年轻女工，坐在传送带前一遍遍重复着简单枯燥的装配动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力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引进来的项目多集中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间底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对于这一弊端，苏州人自己比外地人看得更加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人主张放弃加工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专注于能够富民的民营经济，被称为“砍长补短”；有人主张在充分发挥吸引外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本土经济来实现富民强市，让两者比翼齐飞，被称之为“扬长补短”。苏州人十分明确地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在王珉任苏州市委书记时，就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成为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到王荣主政苏州时，已经是全面展开苏州的第三次转型。
王荣对新加坡经验推崇备至，“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东西方的对接。”这句话几乎让所有苏州的官员记在心上。王荣在2008年11月接受江苏卫视专访时说：“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其深层次内涵不会过时，将成为指引苏州发展的精神动力。”
这些可以称为苏州的“成功学定律”。
是样板还是现代化陷阱？
在中国城市经济的赛马场上，苏州无疑是耀眼的明星。但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对苏州的社会评价却是质疑声不绝于耳。
与彰显政绩的GDP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州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在2004年前后，总是拿苏州与同处于长三角的上海及浙江的一些城市相比：苏州的人均GDP位居榜首，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排在上海、台州、宁波、绍兴、杭州之后，人均消费性支出更是被挤到台州、上海、宁波、杭州、嘉兴、绍兴、舟山、常州之后。
此时，一句“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评价，传遍全国。面对强烈反差，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甚至有人认为苏州神话是一个谎言。苏州模式究竟是应该当作区域经济的样板，还是应极力避免的现代化陷阱？
从苏州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来看，20年来主要依靠二产，而二产又主要靠招商引资。从2003年起，苏州利用外资开始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位。与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相比，苏州自主创业的本土经济显然要失色许多，也因此导致苏州经济患上“外资依赖症”，对当地民营经济发展产生“挤出效应”。诚然，苏州为外资的大量进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能说是“招了女婿冷落儿子”。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市委书记联系专家方世南分析说：“一个地方的经济突破口选择在哪里，往往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苏州地处长三角，背靠大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及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使其抓住了国际资本向长三角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高地。外资的大量进入，给苏州带来的更多是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
民营企业巨头、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也认为，没有外资的拉动，就没有苏州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三产的发展，“引进外资让我们接触到外面更高的层次，企业的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营销市场都有了极大提升，企业发展理念由此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不引进外资，不走向国际市场，沙钢难有今天的好局面。”1992年，沙钢集团正式成立，20年后的2012年，沙钢营业收入2180亿元，位列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第4位，2013财富世界500强第269位。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模式的话，其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方世南分析说。
实际上，“苏州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明确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的模式。“苏州确实是采用一种大政府的模式，但还是相对有节制的，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模式，而是突出其服务的功能。”徐伟荣说。
事实上，亲商、安商、一站式服务，以及行政服务中心，都是从苏州工业园开始，逐步走向全国的。今天，遍地开花的行政服务中心，其发端还是在20年前的苏州。
如果总结20年来围绕苏州的争论会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宛若一个海湾：当潮水涌来时，满潮的海面上似乎到处都是通道；当潮水退去时，又似乎到处是歧路。对苏州的认识也是如此，当强调GDP时，苏州是一好百好，当强调富民优先时，苏州又一无是处。
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院长顾为东总结说：“苏州既不是现代化陷阱，也不是可以盲目照搬其经验的样板。要学苏州经验，最为宝贵的就是与时俱进。当全国各地学习苏州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苏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2000年后，在全国学习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经验时，苏州又开始第三次经济与社会转型，打造生态城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当社会经济发展把新的方向呈现在面前时，重要的不是用新方向来否定过去，而是要更好地立足现实，及时调整发展的航向。”
也许这才是“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也是全国各地最应该向苏州学习的地方。
揭秘我国智库机构如何影响高层决策
原标题：智库：追问与解题
本刊记者：查 英
1994年，胡鞍钢和厉有为的“特区之争”令许多人记忆犹新。
作为“智囊”，胡鞍钢影响高层决策的事件远不止这场特区争论。论战之前，他的两部成名作《生存与发展》和《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就曾引起决策者高度关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体调阅了《生存与发展》报告，而《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则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胡鞍钢现任职务，从1999年他创办该中心以来没有变过。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已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智库。取代昔日幕僚、文胆、智囊，智库业已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份关注战略发展和宏观管理的知名刊物《战略与管理》，当时围绕着这份刊物所形成的作者队伍，如杜润生、王逸舟、林毅夫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被看做一个松散的“智库”。更早一点出现的“智囊机构”则是80年代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调研形成的报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特定的年代，另有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新闻媒体“内参”的模式影响过高层决策。
在地方层面，截至2012年9月，江苏高层发展论坛已经举行过30次会议。历经陈焕友、回良玉、李源潮、梁保华、罗志军多任省委书记，至今该论坛已成为江苏省委、省政府政策咨询的固定智囊团。
眼下，区域性、全国性的专业论坛，比以往更丰富，智库的影响通过网络的传播也更迅速、广泛。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超过3.5万人，工作人员超过了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一次改革之前，往往伴随一场争论。再回首，20年20问，每一问都紧扣时代主题。如新型城镇化的争论和分税制改革争议，城镇化的目标是什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就是一座桥梁：它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策；它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产品，实现政治和学术的沟通；它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需求，起着利益表达的作用。
参照世界一流智库的运作方式，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还依赖于需求市场的形成及自身质量的提高。有人总结“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状态，往往更能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