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2014年03月13日17:36  中国周刊

  任志强:别给我挂帽子

  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宋厚亮

  采访任志强是一件有些寂寞的事情。

  当秘书告诉他记者到来时,他不仅没有站起来,而且不抬头,也不说话,仍旧在忙着上网。他穿着黑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我在他的对面坐下,看他在忙,问他采访是否可以开始。他一边上网一边答道:“问吧,我可以一心多用。”五六分钟之后才停下了电脑上的工作。每隔不到20分钟,他会抽一支烟。说话的时候,他像含着一块糖,完全没有京腔。他的表情始终如一,不苟言笑。

  在他硕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量的文件资料和书籍,有些杂乱。他的阅读量惊人,据说每天读书六万字,并且都是在睡觉前半个多小时完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私下专门问过任志强,为什么读书如此快。任志强答,因为很多书读过,有积累。他的阅读,既有房地产和经济,更有政治、历史和文学。虽然初中未毕业,但是凭借着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他让自己变得知识广博,在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因为对书的热爱,自2011年起,华远地产开始捐助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而他几乎每场活动都亲自参加,他认为这是自己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不读书,这就是社会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言论,对社会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也是社会需要。”任志强说。

  任志强的“大嘴”几乎是社会公认的,即便他的同行朋友,对此的评价也是“不务正业”四个字。他的老朋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甚至说:“严格来讲,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冯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第一,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但任志强自己却似乎不这样认为:“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把企业做得多大,而在于你能对中国的改革发挥多大作用,让更多的企业能享受这套改革成果,这是最大的成功。”

  我们的对话,就从他的这张“大嘴”开始。

  对话任志强

  中国周刊:你既是企业家,又是意见领袖,两种角色是否会有矛盾?

  任志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叫意见领袖?有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怎么叫领袖?我不认为我是领袖,你们也别给我挂这个帽子。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周刊:那我们可以换个词,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身份相比,你更钟情于哪一个?

  任志强:我就是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企业家。因为我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才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教育,所以我们的学识都不是系统的。我们是以实践为主,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教育,初中都没毕业。尽管以后还可以去读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受教育过程。这当然是个遗憾。它是时代造成的。

  我更愿意做企业家,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让大家从穷变富。邓小平的改革让大家从穷变富,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作用。企业家一样可以成为被大家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你可以把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获、知识和经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用企业家的看法去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可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问题。

  中国周刊:或许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更适合你。

  任志强:当然是民营企业更好一些。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做国有企业是因为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做国有企业。

  中国周刊:你为什么不主动改变呢?在母亲面前没了主见?

  任志强:不是主见问题,我觉得尽孝也是主见。是吧?如果你让一个家庭都不团结的话,你能说你有社会责任吗?它违反的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不等于我不能把国有企业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好,只能说在国有企业里头,可能我的个人收入少。为了尽孝,我宁愿减少我的个人收入。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什么错误。他们的要求没什么错误。

  中国周刊:为什么不向母亲争取改变?

  任志强:不需要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目标很明确,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做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误解?

  任志强:我们有三大类国有企业,第一类国有企业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者把它们带出泥坑,创造的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这些企业通常背着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退休工人;第二类是柳传志(联想)这样的改革开放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一没钱,二没粮草,三没有计划,四没有特供,我们当时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完全靠市场闯出来的国有企业;第三类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现在社会上的人恨不得把这三类国有企业都放到一块儿分析,其实这三种国有企业完全不同。

  中国周刊:既然华远是挂了块牌子的国有企业,后来为什么没有将其私有化?

  任志强:今天你要让我说,我还得把它变成国有企业。只要上级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们可以把下属的企业都私有化,没有挂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只要挂了,借用了这个牌子,获得了银行贷款等各项支持或者政策优惠,你就不能干这事,不管它有没有国有资产。

  我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个人利益为主或怎么样。再有冲突也得执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等等,都是民营化。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形态应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有的,最后不应该是企业,应该是事业。可以企业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业,不能用利润做指标。

  中国周刊:这个观点和你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动?

  任志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急先锋。但是我们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动改革。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法律,但我们突破了。所有的合资法上都写上有投资总额、合作年限,我们当时就突破这两点,所以双方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我们是第一家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但是民营化经营。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法律的界限,突不破的也不能去违法,这是两个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没有改革到位。

(编辑:SN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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