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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剑仪式后，程抱一（前排右二）接受欧洲著名华商陈克光夫妇（前右一、前右三）和法国华人社会各界代表的祝贺并合影

　　(文/晨枫)

　　“永不疲倦的摆渡人”

　　在法兰西，你对任何一位法国人提起“Francois Cheng”，对方都会以敬佩的口吻告诉你：他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是个了不起的人！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这位被法国媒体称为“中国和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的华裔作家，荣幸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第705位院士。一位东方的诗人、翻译家、艺术批评家、书法家，以他对东西方文化融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赢得了佩戴“不朽者”宝剑的荣耀，步入了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殿堂。根据传统礼仪，学院为新当选的院士举行了隆重的就位和佩剑仪式。作为四百多年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裔作家，程抱一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法国总统希拉克称程抱一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他的当选，“不仅是法兰西学院的荣誉，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

　　1929年，祖籍江西南昌的程抱一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书香之家。青少年时代的程抱一经历过颠沛流离的战争苦难，后在南京读大学，接着获得了赴国外留学两年的奖学金。1948年他旅居法国，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第四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教书。从1977年起他开始用法语写作和思考，最初写的是谈中国诗歌和中国古代绘画的论著，后来发表诗歌和小说。1979年5月程抱一在巴黎结识我国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徐迟，在其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研究法国著名诗人如波德莱尔、兰波、阿波利奈尔、夏尔、米修等的系列论文，后来又结集在内地出版，他的著译成为海峡两岸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必读的论著。此外，他还翻译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很多法国人从他的创作中了解了中国文化，他的创作激情也一发而不可收。

　　“他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

　　1973年，法国著名的门槛出版社和程抱一签约，希望他能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唐诗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能在门槛出版社出书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4年以后，程抱一完成了他的著作《中国诗歌语言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然后他又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虚与实》(对中国绘画语言的研究)，这是《中国诗歌语言研究》的姊妹篇，在这部著作中，程抱一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索，试图把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并以绘画作为思想的印证。《中国诗歌语言研究》是世界上第一本以结构主义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著作，《虚与实》则成了研究中国绘画的经典。他的著作得到了文学界、学术界及艺术界的认可。这两本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它们奠定了程抱一在法兰西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法国总统希拉克读毕亲笔致函程抱一向他表达敬意。20年后这两本书被确定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永远珍藏书籍。

　　从1997年到2000年，程抱一以Francois Cheng的名字出版了十余种法文著作，其中有中国绘画评论《石涛：生命世界的滋味》、《神游：千年的中国绘画》、《神气：中国画论精粹》、《歌声来处》等；也有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双歌集》、《36首情诗》等。在不遗余力地向法国读者介绍着中国文学和绘画的同时，程抱一还做着翻译、介绍法国文化的工作，在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了《法国七人诗选》、《和亚丁谈里尔克》等多部译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程抱一患病卧床，不能行动，面临着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考验。他在生命的磨难中对人生和艺术作了哲学的沉思和深入的开掘，从而把自己的精神探求和艺术生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1999年，步入古稀之年的程抱一发表了用12年心血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天一言》。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3个月就售出20万本，读者争相阅读，Francois Cheng的名字在法国普通读者中传开，这位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用纯美的法语和篇章，感动了整个法兰西。

　　在这之后，荣誉接踵而至。2001年底，《天一言》获得当年的法兰西学院法语文学大奖“费米娜文学奖”。评委们特别欣赏程抱一炉火纯青且优美动人的法语；法国媒体更是盛赞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法兰西学院院长在颁奖典礼上说：“他用法国文化的精华来丰富中国文化，也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

　　程抱一在“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仪式上说：“感谢法兰西，这个接纳我的国家给了我这么美丽的语言。”一天之后，他的另一部著作《石涛：生命世界的滋味》获得了马尔罗艺术著作奖。同年，鉴于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他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在与笔者谈及《天一言》时，程抱一特别强调，《天一言》不是自传，也不是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见证”，这是一部纯真的文学作品。“它的深层境界是对人类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探索”。程抱一称自己是个好奇而十分敏感的人，“人间的悲剧即使与我无关也会使我难以入睡。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脆弱的血肉之躯，不自觉地成为人间一切的见证人，正视一切不愿正视的残酷的事实。这样我不但是中西文化的见证人，更是生命的见证人。生命中有高尚的东西，也有地狱般非理性的一面。我在国外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有深切感受，即使是在中国极其封闭的状态下，我也精心收集所有能得到的材料。‘文革’以前能看到的《人民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和所有我能得到的材料我都找来看。我觉得国内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息息相关。”

　　对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程抱一既有切肤之痛，又有超脱于外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说：“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考验。从远处看，那时的中国是个陷入泥沼不可自拔的灾难性的民族，好像整个民族被掐住了喉咙，无法喘息。在西方人眼里那是一大群人在蠕动，在残喘，可是你把每个单个的人拉出来看，细细分析，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貌似麻木不仁的外表下有一颗激跃的灵魂，这灵魂虽然受到损伤，但仍旧十分敏感。受到残害的人虽然处在绝境，对生命的渴望仍埋藏在心底。中国人的灵魂深度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无法探测的，像个泉眼，越往深处挖，泉水越往外涌。这种灵魂不是抽象的，不是虚构的。”

　　“这部小说中许多故事是真实的，但是我试图体现集体、个人的命运是如何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完结的，哪怕是悲剧性的。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也是一种完结。因此小说不掩盖残酷。许多读者读完这部作品非但没有鄙视中华民族，反而从中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的至尊，看到了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应和信念。我写的是悲剧，但是透过残酷和荒谬对生命发出了质问。两位主人公——诗人浩郎终于去写，画家天一终于去画。他们的自我完成是任何人间的残暴所无法抑制的。几个激情中的人物在绝境中仍继续探索人性的至美和尊严，这就是我所说的心路历程。”

　　也许如同程抱一所期待的，这部小说应该留给21世纪中期的人去读。他们会更有距离感，会从中看到20世纪所留下的某种精神痕迹，而不光是残酷的现实。程抱一希望他的这部作品能成为留给未来的一种心路历程的见证。有读者在看完这部著作后问程抱一该“如何生活”，程抱一回答，“我是个不回避生命考验的沉思者。我认为那种所谓回避现实的睿智是没有价值的。我倒希望透过人间地狱达到真正的睿智，这种睿智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极限条件之上的。”

　　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立足点

　　程抱一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创造者，而不是学者。他认为走上学术道路是历史的原因。“从幼年起我对天地人间的感受就很强烈。直觉地感到有一天我要把心声吐露出来，唱出来。我不是音乐家，但是小时候一个人外出时会哼出调子。创作是我的信念。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给宇宙天地加上光照，因为每个人都是宇宙生命的独特反映。人与任何生命都不同，人除了有一副独特的面孔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灵魂，人是语言的动物。如果人人都一样，就无需语言，无需沟通了。所以创作是使命，是生命要达到的必然形式，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作家、诗人，但是人人都有语言，这语言可以是诗，可以是画，也可以是眼神或手势。在此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女人、孩子伤感的目光就是一种创作。我的创作是不可抑制的，是非功利的。”

　　程抱一最早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并在法国自成体系。他始终尽力做到中西合璧，把两种似乎迥然不同的传统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国诗有禅的传统，西方诗歌则延续了奥尔菲的传统。禅讲究从有至无，从无而有，所谓“见山有山，见山无山，见山似山”。而奥尔菲的传统是出死而生，体现悲剧性的隔绝，如人与神的隔绝。但是这两种传统之间有相通之处，因为无论“无”还是“死”都要经过毁灭而再生。西方的由死而生，其实《楚辞》里就有《宋玉》，只是《楚辞》表现得没那么淋漓尽致。西方诗歌那种从破裂达到超生和真纯的隔绝性的悲剧在但丁的《神曲》里表现得很充分，后来波德莱尔的诗歌也继承了这种传统。

　　程抱一认为他的诗歌里两面都有。他的著名的诗作《双歌》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命运的对话。《恋情》是36首情诗，但表现的不是狭义上的爱情，而是人间的激情。主题是什么无关紧要，关键是他把那种人与天地的交流中所流露出的奥秘以及人类命运本身所包含的悲剧性的激情体现在了诗中，这是西方诗歌的传统。但是，程抱一又不像西方诗人那么铺陈，而是以简约而含蓄的言语表现，给人以一下一下敲击的感觉。程抱一说：“我不可能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超越现实，因为西方诗歌的主题也存在于我的生活和创作中。”程抱一既避免使诗歌成为自我感叹，又努力避免当代法国诗歌空泛、抽象和做作的倾向。在他的诗歌里，非常好地体现了法语的音乐性，为中法诗歌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完美境界。因此很多法国人都喜欢朗诵程抱一的诗。

　　程抱一认为，任何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定居的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会有段时间感觉自己像被命运抛向大海的尤利希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知识分子流亡则更痛苦。这流亡不是指政治流亡，更是指文化流亡。离开本土文化和社会，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成了“文化边缘人”。在这种处境当中，有人痛苦彷徨一辈子，也有人最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激发出具有独特光彩的思想。程抱一就找到了一个将中法文化精髓交融在一起的最适合自己的立足点。

　　我没有变成边缘人，我和中国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面对赞扬和褒奖，程抱一十分冷静。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那种不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姊妹篇《中国诗歌语言研究》和《虚与实》开始，我一方面是自愿，另一方面也是被迫地成了在法国的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心灵中始终有某种形而上的困惑，始终有一种探求生命奥秘的愿望，加上看到的各种材料和外来的压力，使得我把钻研中国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使命，逐渐扮演起沟通中西方文化的角色。一些法国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等，有时在思考新问题时希望在其他文化中得到印证便找到我。我之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一方面是我能在思维方式上和他们沟通，另外也有语言表达自如的一面。我承认我是在非常孤独而艰难的环境中成为对话人的。”

　　程抱一对笔者说：“我没有变成边缘人，但是已经成了一种无法定义的人。西方文化中当然有糟粕，但是更有其向上、高贵而纯净的一面，这在宗教和艺术上都有反映。在欣赏西方绘画和音乐时我们都会感到精神净化，有一种无限上升的感觉。接受西方文化以后，使我内心产生一种追求向上、净化灵魂的要求。但我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我始终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当成自己的据点。虽然我在和人交往以及观察事物时已经超越了家庭和国籍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忘本。我和中国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别人诬蔑中国或者中国人自贱时我都很难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当初的失落感没有了，但是有一种对自己的苛求和无限的追求：我念念不忘的是提炼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而不是玩弄西方文化。我觉得稍微一放松就会成为玩世不恭的人。我是个自愿的苦修者，通过这种苦行能达到内心的愉悦。我希望面对自己时感到无愧。”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程抱一始终在思考，他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互相呼应，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比较。他说：“我在思考时，这种穿插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有位当代法国哲学家对程抱一说：“您起的不仅是桥梁的作用，您的作用是无法绕过去的。因为您在中西文化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我们写了十几本书，但是没找到自己的路。”程抱一在书店为读者签名时，人头攒动。他问读者为何而来，读者回答：您在法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您的著作不是简单的比较文学，也不仅是学术。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一种睿智。

　　除了睿智和思辨，程抱一的理论著作里还有诗情画意。无论是介绍中国诗歌和绘画的方式，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让读者无时不感到中西两种文化在交织，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在穿插。而这两种文化似乎都同样渗入骨髓，又泾渭分明，它们互相渗透，但又没有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混合物。也许，正是程抱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抓住了更多读者的心。

　　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真正的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文化

　　程抱一以他与生俱来的中国式情感和情操进行着西方式的思考。有人说人的左脑负责语言和推理，右脑负责情感、领悟和感应。程抱一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大脑的左半边是西方式的，右半边则是东方式的；我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式的，比如西方那种对悲剧和隔离的探索，而我试图在可见的东西里抓住不可见的东西，从有限中寻找无限，这又是很中国式的。基于此，程抱一总是在考虑如何以西方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把中国文化的底蕴呈现出来，让西方人体会到中国人“心领神会”的意境，同时又赋予传统文化以新意。这或许是法国公众把他当成中西文化对话者的原因。

　　多年来，程抱一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注意吸收法国文化带给他的启发，而且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他所能给予法国文化的贡献之所在。

　　他认为，西方到了笛卡儿，人和宇宙的对话已经几乎不可能了，人和宇宙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对主体的思考和挖掘，这种探索从没有中断过，神也是人的神，神的形象是主体。中古时期僧侣阶层为保住其特权，限制思想自由，但人们对主体的探索也没有中断。程抱一认为他从西方文化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思考最终极的意义是个体所具有的权利和自由。对主体的思考和肯定是欧洲文化的贡献，这是其他文化应当吸收的。

　　而中国文化不是以征服性的方式对待宇宙，中国的宇宙观里天地是有机的，是可以沟通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但也不是主体化入客体。这是唐代诗人、北宋画家达到的境界。中国人对生命之间、事物之间发生的微妙关系很敏感，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程抱一说他不想为寻求所谓的“天人合一”而回避悲剧、回避隔绝，他求索的是生命中可沟通、可变化的地方，也就是王维诗中所描绘的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程抱一认为，这正是法国学者希望在他那里得到的东西。

　　在和许多当代法国著名文人学者如米肖、拉康、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密切交往中，程抱一特别体会到了他们在学术问题上的不妥协、不让步，以及他们在注重个人尊严的同时考虑问题又非常严谨，对问题层层挖掘，刨根问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说，仿佛那些学者每个人身后都有个宇宙。而这些，不也正是使程抱一能够走上与世界著名大师齐名而立的学术地位的精神之所在吗？

　　在纷至沓来的成功和赞誉中，在伟大的巴尔扎克生前梦寐以求而终未得到的至尊荣誉面前，程抱一依旧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他说，我的当选不仅是对我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也说明法国人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欣赏。他认为入选院士并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只代表中国文化取得了这份荣誉。真正的荣誉应该属于祖国的文化和祖国的同胞。他说：“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靠的是背后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的中国，她是我创作的源泉。”“法国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两个文化大国之间的交往，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特殊意义。”

　　2004年春节期间，程抱一观看了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华人盛装游行，程抱一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朝对外最开放，对外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他说：“中国现在的对外文化交流开展得很好，中法文化交流开展得尤其好。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已经或正在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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