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中东，这片世界上最敏感的土地，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国际媒体竞逐的赛场。生命与信仰在这里遭遇了血与火的洗礼，传媒的操守与素养也在这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CNN的口号“第一个知道”，也是加沙记者圈的竞争标语。

　　———周轶君

　　如果能拍到导弹掉下来的那一瞬间的镜头最牛。

　　———追着飞机跑的“拉马丹”

　　追随诚实、勇敢、公正、平衡、独立、可信和多样的新闻价值观，商业与政治考量不得凌驾于职业考量之上。

　　———半岛电视台“道德守则”第一条　

2003年2月，接受周轶君采访的阿拉法特，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饱满”。目前阿拉法特的健康问题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更关联着巴以地区的未来走势。(周轶君摄)

手雷与受伤的手　周轶君　摄

2003年6月，周轶君采访亚辛，9个月后，亚辛死于以军轰炸。

　　“我看到阿拉法特就像是看到一个博物馆。不，我无法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老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周轶君说。

　　周轶君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她住在加沙，是惟一住在加沙的国际记者，其他记者都住在耶路撒冷。从2002年到2004年，采访阿拉法特一直是周轶君的任务之一。

　　回忆最近一次与阿拉法特见面，周轶君说：“那时他已经遭驱逐威胁两天了。大概因为我是来宾中为数不多的女宾，到我面前，阿拉法特笑得更加灿烂。他抓起我的手捧到嘴边亲吻两下，下颚上的胡子扎得我很痒。此时，阿拉法特仍然坚持他的外交礼仪——向女士行吻手礼。阿拉法特的手以柔软著称，即使在遭到驱逐威胁的今天，那双手仍然温暖、有力。”

　　1998年，主修阿拉伯语的周轶君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加入新华社工作。2000年，她赴埃及留学。回国后，周轶君听说新华社在冲突加剧的加沙有一个空缺，就踊跃申请。最初，领导不忍让一个女孩子到冲突不断的地区去，没有同意。她就多次给负责人事的领导写信，最终打动了领导。2002年8月1日，新华社委派周轶君担任驻巴以地区记者，当年她26岁。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这个经历是一次鲁莽而不是勇敢的行为。

　　11月8日是记者节，周轶君入选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记者风云榜”。

　　别惹恼了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和沙龙的官邸周轶君都去过。沙龙官邸戒备森严，安检措施极为严密，而阿拉法特官邸就松很多。采访时周轶君可以随意给阿拉法特拍照。有一次，阿拉法特背对窗户，周轶君就在他的背后拍，保镖也不阻拦。

　　阿拉法特的官邸是一个大院子，过去是一座监狱，院子兼作停车场，他在三层楼的办公室里面，那个办公楼的门特别小，用沙袋包围着，里面空气“不是很好”。2003年年9月，有消息说以色列威胁杀死或者驱逐阿拉法特。就在这样的时刻，周轶君去阿拉法特的官邸时也没发现守卫有多么严。

　　周轶君最后一次采访阿拉法特是在2003年2月。中国驻巴大使离任，阿拉法特请大使吃饭，记者随行。阿拉法特会客在办公室，吃饭也在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很简陋，除了工作台和座椅，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饱满，讲话嘴唇轻微抖动。他的身边放着氧气瓶，那是国际红十字会送给他的。阿拉法特每次在批阅文件的时候都会戴上他的特别粗的黑框眼镜。“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阿拉伯传统烹制的肉，阿拉法特吃得很少，他只是端着面前的一个瓦罐，在大家开始吃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他开玩笑说，你们来的时候，我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平常吃不到这些东西。”

　　“当时那个场合可以随便问。我问了关于他妻子和女儿的一些问题。他神色闪了一下，但也不愿意说什么。那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在突尼斯，她们有时在突尼斯，有时在法国。他女儿应该有8岁吧，传说那时已经患了白血病。”

　　在他和大使谈话的时候，阿拉法特官方摄影师把照片当场洗出来，请他签名，阿拉法特因为手抖，他的签字写得歪歪扭扭，特别是竖笔画，几乎像蛇一样曲折。

　　到了2004年7月，周轶君再次要求采访阿拉法特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难度。“要提前好几天预约，给他们传问题，他们给你的问题打叉、打钩，最后只留下六个问题，还包括‘谢谢接受采访’的那一句。过去采访阿拉法特不是那个样子。当时我觉得阿拉法特对他周围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巴方对新闻的限制和审查可能是因为要防备记者问一些很刁钻的问题，怕问得他不高兴，影响他的健康。有一次因为英国记者专访他的时候问了一些刁钻的问题，惹得阿拉法特大怒。”

　　10月27日晚，阿拉法特的病情加剧，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10月29日，现年75岁的阿拉法特接受医疗小组的建议，前往法国巴黎接受治疗。

　　亚辛之死

　　周轶君一直想做亚辛的专访。自2003年6月，以色列宣布亚辛为打击对象之后，亚辛就开始命如悬丝。

　　2003年6月12日，周轶君跟亚辛办公室联系采访事宜，他们回复说接受访问，随时等候消息。14日下午1点，亚辛办公室突然来电话，说安排两点钟采访，过时不候。出门前，周轶君的阿拉伯雇员犹豫了，他说：“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亚辛那儿太危险，我不想去找死。”周轶君同意雇员可以不去，但看到周轶君独自前往亚辛的住处，雇员感到惭愧，还是跟着去了。这时，周轶君开始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导弹会在什么时候飞过来，亚辛所有的行踪都处于卫星的监控之下”。

　　但到了亚辛的住处，恐惧感就消失了。“那时你的注意力不在恐惧上，你会想着问问题，想着拍照片。等见到亚辛的时候，你更不会担心了，因为人面对人的时候，你是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东西。那种抽象的恐惧会退后消失。”

　　“我见到亚辛的时候，看到他那么瘦小，很惊讶。以前我只在大型集会上看到过他，他被人簇拥着，众星捧月一样。但是突然近距离的看到他，你会觉得他的形象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反差。他看上去非常普通，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老迈的病人，而不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精神领袖。亚辛的头歪着，手耷拉着不能动，他的脚显得特别大，他在开口的时候，你更会觉得他就是一个病人，他的声音很小，你不凑到跟前就听不清。”

　　周轶君的专访做了半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亚辛的思路很清楚，用词很文雅，“能看出他见识的渊博，不像是想象中的草莽人物。”

　　周轶君问亚辛：“你从电视上看到以色列的妇女、儿童被炸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亚辛叹了口气反问周轶君：“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妇女儿童被以色列杀死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沉默？”

　　3月22号凌晨5点零5分，周轶君在睡梦中，隐隐听到有轰鸣的声音。“轰炸刚停，我的电话就大响，我的阿拉伯雇员告诉我以色列杀死了亚辛。我赶忙开车往现场奔。亚辛家的路我已经很熟了，每次去都会有恐惧感，但是你能不去吗？你不去留在加沙就没有意义了。你留在加沙就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的东西。去轰炸现场是危险的事情，因为第一轮轰炸结束，还可能有第二轮。

　　路透社的记者就住在亚辛家后楼的一个地方。当时他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他是听到爆炸声，也不知道是哪里，但他估计会是亚辛家里，就往亚辛家里跑。

　　“在路透社记者到达现场的时候，我已经把亚辛被炸的消息发到北京。”

　　追着飞机跑

　　在拉马拉的外国记者已经形成一个圈子。有新闻的时候，大家都会往现场奔。

　　世界著名通讯社的记者，办公室都在耶路撒冷，碰到有重大新闻就会到加沙。外国通讯社在加沙受到限制，不能在加沙过夜。国际媒体会在加沙雇佣职员和新闻线人。线人至少要会讲英语、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还有一个要求是交际广泛，行动能力强悍。各个通讯社的线路都比较广，法新社甚至在加沙的每个村子都有雇员或者线人。每次重要新闻发生的时，对新闻事件反应最快的不是那个对着镜头的人，而是他们雇佣的线人。

　　作为新华社常驻加沙的惟一记者，周轶君担负文字和摄影双重工作。刚到加沙时，周轶君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队坦克对着人群，在坦克的对面就有巴勒斯坦的枪手，枪手就躲在人群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接近那些坦克车。CNN的记者塔拉拉让我跟着他走。他很有名，2000年巴以流血冲突爆发的时候，他拍摄过一个孩子中弹倒在父亲怀里的画面，那个孩子身上中了8枪，后来全世界都在播这个画面。他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段，假装拍一点东西，然后把手里的三角架晃一晃，让坦克手看到他手里是什么东西。他走的是之字形，为了让坦克手没有戒心。我跟着他，在他后边拍。坦克车上都是重型机枪，我看到所有人都是趴着的，只有塔拉拉站着拍。我问他为什么不卧倒下来，他说：你知道吗？在坦克车向你开过来，人群朝你跑来的时候，这个画面是最好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坦克车手故意要打你的话，你怎么躲都躲不过去。在武装冲突中，记者是不会被当作攻击目标的，你可以拍照片，你可以离他非常近；坦克手不介意的。只要你旁边没有巴勒斯坦人，你不乱，他就让你拍。当然，如果你身边没有见证人的话，他也会开枪。”

　　周轶君认识一个美联社摄影记者，膝盖里有一块弹片至今还没取出来。他在拍以色列坦克推进的画面时，坦克手开火，他身上中了八枪。有一块弹片怎么也取不出来，现在坐飞机过安检的时候膝盖就会响。“他这人特别逗，从来不穿防弹衣，不戴头盔。他说自己有宗教信仰，真主要是让你被打死，哪里都能打死。但他却在手腕上缠了很多线，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妈妈和妻子为他缠的护身符。”

　　在加沙还有一种人叫“拉马丹”，他们是给各家电视台供片子的人，这些人的工作状态更令人惊讶，一般新闻记者是听到爆炸声，然后去现场，拉马丹是追着飞机跑，他们说：如果能拍到导弹掉下来的那一瞬间的镜头最牛。他们都在抢这些镜头。

　　“如果一个新闻发生了，你不在那里，你会感到很羞愧。受伤不受伤你会放在第二位考虑。每次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你最本能的反应是你当时应该在场。”周轶君说。

　　嫁不出去的女记者

　　周轶君在半岛电视台有好几个记者朋友，都是和她一样的女孩子。

　　“在中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阿拉伯的女记者都嫁不出去。半岛电视台一位叫谢琳的女记者，长得很漂亮，收入也很高，工作很体面，但就是嫁不出去。因为阿拉伯的男人还是想找一个居家的人，记者在中东是个充满风险和动荡的职业，会面对死亡的威胁。阿拉伯女记者找外国人也不行，因为很难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她们结婚的几率很小。”

　　周轶君也是独自一人，没有男朋友。她居住的公寓楼靠近地中海，风景很美。但加沙是不适宜生活的地区，生活条件很差，喝的水又咸又酸，经常断水断电。周轶君住在13层的顶楼，每次有以色列飞机轰炸玻璃窗都震动。有一晚，以色列往加沙发射了14枚导弹。在轰炸前全城停电，然后就听到导弹的轰炸声。“虽然你知道这个导弹不是冲你来的。但是你也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而且全城都是黑的。因为要发消息，我还得数打了多少枚导弹。我记得数到8枚，但是实际上是发射了14枚，因为慌乱和害怕，把中间的几枚漏掉了。有一枚导弹落在距离公寓楼很近的地方，当时声音巨大，我被震得从凳子上掉下来。看着导弹炸完了，就跑出去采访，开着车出去，天黑，整座城市看不到灯火，当时有一根高压电线被炸断了，就落在车窗前，车碰到电线的时候电花狂闪。我站在那里，人整个傻掉了。

　　在加沙，周轶君碰到过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女性，她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被人骚扰。出去采访有人会拿石子丢她，如果不理睬，小石子就会换成大石头。有一次，一个巴勒斯坦孩子用一块砖头砍在周轶君的脖颈上，半个月她的脖子都不能转动，吃东西时嘴里的食物就会掉。

　　“到难民营的一个轰炸现场采访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开着车都很好奇，他们跳上吉普车玩。人围得水泄不通，人跟疯了一样拼命摇车。车顶上、车窗外全是人，还老敲你的玻璃。在人群骚乱的时候，数不清的手在抓你，他们把沙子就扬到你脸上。”

　　周轶君有一天去耶路撒冷一条很有名的街道上一家很有名的咖啡馆等人。那天咖啡馆里边都坐满了人，周轶君坐在门外的座位上。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如果那些“人体炸弹”遭到保安阻挡时，肯定在门口就会引爆炸弹。当时周轶君看着过往的行人，总在想这个迎面而来的人会不会也是人体炸弹。几天之后电视里播出新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爆炸！周轶君一看画面就呆住了———正是那家咖啡馆。从半岛电视台播出的画面看，周轶君在咖啡馆坐过的那个位置被炸成瓦砾，头顶上的广告招贴倒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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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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