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三洲

　　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而周作人却因为自己的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戴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他与海外的联系仅止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年)，后又出版《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再就是这本新出的内地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收录1960年——1966年间两人来往书信745封，其中周作人致鲍耀明信402封，书中还同时收录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这些珍贵资料都是知堂老人晚年生活状况和心境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这周、鲍二人之间书信交往的缘起，还有些戏剧性。因为两人不仅年岁相差三十多岁，而且平生素未谋面，鲍耀明只是一向佩服知堂老人那清新洒脱、闲适冲淡的文字，便向办杂志的同仁曹聚仁问起老人的近况，曹聚仁从中当了一次中介，于是乎便有了这周、鲍二人长达七年的北京香港之间的鱼雁往来与精神交流。时间长了，两人由陌生到熟稔，挥洒间无话不谈，鲍耀明便乘机向周作人提出若干问题，如五四时代他的交友情况、文坛掌故，以及兄弟失和内情、失节落水任伪“教育督办”时的心理状况等等，对此，知堂老人不仅不以冒昧唐突为忤，还不厌其详地逐一覆信作答。

　　一

　　“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古代文人雅士失意落拓后、从天上跌落人间的生活实录。一般人恐怕会认为，一代大文豪的书信，怕多是切磋学问之道的。恰恰相反，周作人的这七年间书信所记载最多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家长里短、吃喝琐事了。别人送他或他送别人的一听罐头、几个苹果、一条腌鱼、一块酱肉以及几枚鸡蛋，皆在书信、日记之中。日记中记载，1962年元旦，发放的肉票是每人供应量三两，即便如此，还是人多肉少，在市场上难以买到。从日记中看，六十年代初期鸡蛋为六七角一个，牛羊肉六元一斤，前者比今天还贵，后者与今天持平，要知道，那时的人均工资，不过几十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是与今天上千元的平均工资所无法比拟的。有一年腊八节，老先生家里竟到了无米煮粥的地步。按理说，像周作人这样的名人，那时候所过的日子，还算是不错的，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奢望的。尽管如此，他晚年还是显得那么艰辛困顿、捉襟见肘。他家中有终年卧病、屡犯狂易的老妻，所以自己终日要为开门七件事奔走，不但每天为经济拮据所困，经常去向亲友告贷，还要出资扶助在外地学习的晚辈。这时候的文学家，连家鸡下了一蛋，也会不惜笔墨地记下，难道这就是当年洛阳纸贵、倾动一时的知堂老人的文字吗？一向将世事看得很淡很平静的老人曾写下过如是话语，“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而这些鸡零狗碎、消极悲观的情绪，几乎天天见诸于文字，绵延数年不断，读之令人悲凉，令人感喟。

　　周、鲍开始通信的时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据知堂日记记载，就连今天最常见的一块多钱一瓶治疗结核病的药品雷米封，当年都遍觅不到，不得不托人从海外购买。所以两人刚刚通信不久，知堂老人就托对方从香港邮寄食品过来。第一次是“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寄下。”而且诚惶诚恐地表示，“故不揣冒昧，特此奉托，幸乞见谅是幸！”这样的请求，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更是无法理解，请人千里迢迢地从香港邮寄盒煎饼过来，不是小题大做、得不偿失的荒唐事吗？要知道周作人向鲍耀明乞寄一盒煎饼的时候，正是几千万中国老百姓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年代，即便是这样的邮寄食品，国内人每月也只能限收一次，而且有时还会收不到。自此，对既是大作家又是美食家的知堂先生来说，向素昧平生的鲍先生请求邮寄各类食品的信函越来越多了，“知又寄去煎饼，再之已甚，其可三乎，恐遂亦付之东流耶。”1960年10月13日，对方寄给他的几块月饼一直没有收到，于是便在信中可怜巴巴地写到，“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几年间，鲍耀明从香港给他寄回的食品计有砂糖、猪油、奶粉、味精、糯米、虾米、扣肉等物，而知堂老人认为其中最好的是猪油和虾米，因为这两样东西都不可能一口吃完，可经久耐吃。

　　周作人哪来这么多钱来买这些当年看似“高档”的境外食品？

　　据史料记载，六十年代以后，周作人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译著稿酬，已经从200元提高到400元，但仍不足维持一家的生计。日记记载，一台印度产的缝纫机，他卖了90元钱；八方古砖、外加一件齐白石的横披，忍痛卖到文物商店才给45元。那样的年月，知识不能当饭吃，文化又不能果腹，所以，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老人，周作人所能回报鲍耀明的，恐也只是旧书了。仔细说来，那鲍耀明原来也是个书虫，是爱书人的种子，自称对书是“贪念一生，不可救药也！”1961年，老人在承蒙对方邮寄的瑞典制鱼后，感荷之余，又祈求“猪油罐头”，信中这样写到，“有一本书拟以奉赠，颇近于自己鼓吹，幸勿见笑，唯此版已难得，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 大有以旧书换食品的意思，后来连大书法家沈尹默为他题写的“苦雨斋”的斋名原件，都送与鲍先生了。

　　二

　　来往的书信中，有不少周作人对文坛典故、人物事件的解释和看法，与鲁迅的兄弟恩怨屡有微词。对许广平，他在1962年5月4日的信中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指鲁迅的前妻朱安)，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 1966年2月14日，鲍耀明去信询问鲁迅先生当年写的《青年必读书》，是不是针对胡适先生提出“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口号而发的？周作人覆信中不无幽怨的回答：“‘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的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主张‘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曾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化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的，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在知人论世方面，一向以温柔敦厚风格写文章的周作人笔下是不留情的，譬如，他认为丰子恺漫画是承继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流于圆滑，这也是首次看到对丰子恺漫画的批评。1964年10月17日的信中，他这样评介郭沫若，“……对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讲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佩服的。”不过，老人对自己的失节下水，却是这样辩解的，“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里面，无论这位八旬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有否曲解巧饰的地方，对别人评价是否有激烈偏颇之处，在今天看来，这些书信都应该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三

　　书信往来的另一个作者鲍耀明，行状不详。网上查询得出的资料是，鲍耀明，笔名成仲恩、甘牛、杰、甘中。广东中山人，1920年出生，1945年东京庆应大学毕业。1950年至1960年任香港《工商日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日特派员。曾在香港、新加坡及台湾报刊译载日本作家长篇小说，为知名实业家、学者，1981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鲍耀明与日本当代文坛和大陆学界多有往还，同为周作人、曹聚仁最知契的朋友。近年以相当的精力，开始整理周作人、俞平伯、曹聚仁等师友的资料。曹聚仁说他“可说是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最了不得的日本通，他是广东人，却在日本长成，濡染了日本风，和日本当代文士有所往还；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文艺的欣赏，也在一些日本通之上。我把他看作是中国的内山完造。他的文笔很清淡，却很畅达。” 四十年前，周鲍二人通信时，他刚及四十岁，现在也到了当年知堂老人乞食风情的岁数了。人事代谢，来往古今，何其速也，仿佛都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且去寒斋吃苦茶”，这是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中的一句，也是历来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他逃避现实、斗志锐减的一种自况。不过，周作人晚年的这杯“苦茶”，是既苦又涩、难以下咽的。庄子说，“寿则多辱”。这也是周作人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多次提到的一句话，甚至还刻有一枚“寿则多辱”的闲章。这四个字，正好预知和印证了知堂晚年凄惨的遭遇，正所谓斯文扫地、颜面扫地，到了文革期间，老人所受到的凌辱更为惨烈，最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辞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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