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

　　这就是国民党新型独裁者的形象，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对付自由派人士　　　

　　至于对美国，蒋经国在苏联度过青春岁月时，早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观，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苏联)和"白色帝国"(美国)。同时由于劳动阶级的世界观，他对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抱着某种定见，认为后者虚伪、软弱而且带着浓厚的投机色彩。事实上，经过几年的作为，蒋经国已无任何左翼的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的只剩下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蒋经国所运用的斗争手法十分简单；先逮捕对方的一个部下，进行拷问，找到一堆的"证据"，已"证实"此人为中共潜伏在台湾的间谍，然后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后再以"包庇特务"的罪名将对方拘捕。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最主要执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的责任。 　　　

　　被认为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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