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1958年5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L.L.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L.L.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L.L.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58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20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1958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式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1958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3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My Mind to Me a Kingdom is)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6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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