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插红旗，拔白旗　　　

　　也是在1958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1958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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