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在南阳母校

　　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中的一个章节，谈的仅是“文革”中强加在他头上的大量冤案中的一件。他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也使我们更懂得实事求是的可贵。

　　“近乡情更怯”

　　1967年10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陈海瑞”下闽西》，署名“市委办公厅造反队钟卫东”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不顾客观事实，把我1960年春回闽西家乡调查研究，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解决困难的事，说成是以“海瑞”自居，“为民请命”，并以此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四人帮”及其爪牙不仅以此狠批猛斗，逼我承认“三反”罪行，而且还以此为借口整我家乡的亲友和干部群众，使许多人遭到迫害。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59年春，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到华东局开会时，考虑到柯庆施从未去过福建，便请柯庆施去视察。柯庆施满口答应，却迟迟不肯动身。1960年春，叶飞又电请柯庆施南行。柯庆施要我代表他去福建看看：“你是华东局书记，就说你是代表我，代表华东局去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去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自1937年坚持在南方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我确已二十多年未去福建。新近老家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路经上海时，向我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说到亩产粮食跨《纲要》，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群众不愁吃不愁穿等。当时我就想，上海郊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家乡好多了，他们都未跨《纲要》，怎么老家都跨了《纲要》？前些日子在家乡务农的大哥来信说，最近家乡缺粮严重，许多人靠吃野菜充饥，他家也快要断粮了，要求给予经济支援。一个说“不愁吃不愁穿”，一个说“野菜充饥”，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不知究竟相信谁才好。我决定去福建看看。

　　1960年4月下旬，我和叶飞同志约好，在福建邵武县会面。之后我从邵武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当时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

　　“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等同志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便步行回家。路经田间时，正在劳动的群众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我离别二三十年，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快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严肃地批评他们，要他们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许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来到食堂看望乡亲，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陈从明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你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脚泣不成声。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这是我的一位叔婆，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你要救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愁肠九曲，怎么也合不了眼。第二天清晨，我便对弟弟陈家齐说：“现在大家没饭吃，我不能不管呀，我要向县里、地区和省里反映，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县里还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七天的口粮，保证每人每天有三两大米。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不胫而走，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此时，县委副书记李升亮也到了南阳，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他们认为，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陈书记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不能后退！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余人。代表们发言纷纷指责县、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不顾群众饿肚皮”。面对干部群众的尖锐批评，在场的县、社干部个个面面相觑，低头不语。我则心情沉重，十分难过。按理，县、社领导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应当感到内疚和觉醒，勇敢地与官僚主义、浮夸作风决裂。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在向我汇报工作时，副书记刘在春仍按前几天县、社两级领导统一的口径，说南阳公社去年粮食跨《纲要》，亩产800斤。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严肃地说：“老刘，你是不是在骗我呀？我问你，南阳公社的群众没饭吃你知不知道？南阳公社究竟饿死多少人，你知不知道？”刘在春被我问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大声哭起来。我心里明白，他不敢说实话。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谁说假话、大话，谁就是“革命”，能得到表扬，当上先进；谁说实话、真话，谁就跟不上形势，小则挨批评，重则被打成“右倾”，甚至被开除党籍。

　　接着，公社党委的其他同志都对我说了实话。南阳公社有两本账：一本是实际产量，一本是“争红旗”的假账、浮夸账。正是由于报了假账、搞了浮夸，带来了高指标和高征购，购了群众的过头粮，结果导致群众缺粮、挨饿、饿死人。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我吩咐秘书把这些糠菜带回上海去，以后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作为警示。

　　“中央很重视你的报告”

　　离开南阳之后，我又顺路到闻名全国的才溪公社(乡)调查了一番。公社领导大概知道了我批评南阳公社领导的情形，所以比较真实地向我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困难和饿死人的情况。到上杭县委时，我把一路上了解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领导也比较如实地介绍了全县缺粮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随即我又赶到龙岩，龙岩地委也反映了全区的情况，说全区普遍缺粮，上杭、长汀、武平、连城最为严重，饿死不少人了。我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然后我用电话把了解的情况向叶飞同志作了通报，请求省里对龙岩地区的情况引起重视，并支持1300万斤稻谷，以解决燃眉之急。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对我的汇报很重视，立即作了研究，决定马上拨给龙岩地区稻谷。福建省委还对全省的情况作了解，给全省其他缺粮的地县也拨了粮食，使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到上海之后，我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柯庆施，并把带回来的群众吃的糠菜和树叶给他看了，同时我还对他说，我要把这些情况书面向中央汇报。不久周总理到上海，他说他看了我的报告后，心情很沉重。他对闽西老区人民有深厚感情，说我为闽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还说：“中央很重视你的报告，已要求各地领导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搞好生产自救。”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地委个别领导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竟迟迟不肯要。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

　　“文革”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故意颠倒是非，把我明明做得对、做得好的事说成是以“陈海瑞”自居，是“向党猖狂进攻”，是漏网的彭德怀“死党”云云。他们还派人到闽西去调查。调查组到南阳搜集整我的材料时，遭到当地干部群众强烈反对和抵制，这使他们恼羞成怒。调查组下令撤掉我侄儿陈配如的公社文书职务，要他接受审查；接着又把我弟弟陈家齐的大队长职务撤掉；我大哥陈家炘被传到调查组住地审问，遭到毒打。调查组在我家乡没有捞到什么材料，但仍然颠倒是非诬陷我“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猖狂进攻”。从这个冤案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是多么不容易啊！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