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象（人民网记者 吕鸿 摄）

左为褚辅成，右为金九工作照（人民网记者 吕鸿 摄）

金信瞻仰梅湾街76号金九避难处（人民网记者 吕鸿 摄）

　　人民网记者 吕鸿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21年8月，中共一大从上海紧急迁移至嘉兴举行，中国共产党就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南湖便得“圣湖”美誉。

　　无独有偶。1932年5月，韩国临时政府也被迫从上海紧急搬迁至嘉兴，并于1935年10月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确立了“韩国国父”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意义与我国的遵义会议相似。金九在嘉兴度过了他在华26年多流亡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关于这一段历史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同样富有故事性的是，从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的兴业路向南过自忠路几十米就到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遗址——马当路306弄，两处不过百米之遥。

　　2004年11月，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在韩国首都汉城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谈到了上述有关历史，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一个月后，记者专程前往嘉兴采访，沿着当年金九在嘉兴的避难足迹，那一段中韩两国人民共抗日寇的历史随即在记者眼前重现。

　　白凡金九：为独立而战

　　金九，号白凡，生于1876年，曾因抗日3次被捕入狱，度过了近达10年的铁窗生涯。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伟大的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3·11”运动遂告失败，但在韩国人民心中却是一个伟大纪元的开始。此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最初任警务局长，最后任主席。临时政府先后在中国数次“搬家”，最后到重庆。1945年11月，临时政府成员离华回韩。日本投降后，金九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1949年6月不幸被谋杀。韩国人民以最隆重的礼仪厚葬之。

　　在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用他亲身的经历，描述了韩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韩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真实情感，其中尤其使这位铮铮铁汉没齿难忘的是“4·29”事件上海虹口公园炸弹案以后，他亡命嘉兴的那一段经历——1932年5月到1936年2月——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对金九和韩国独立运动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是金九处于最危难、韩国独立运动处于最低潮之时。期间，金九于1933年5月拜会了蒋介石，从而取得了当时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

　　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爱国义士尹奉吉潜入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向台上投掷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尹奉吉被捕壮烈牺牲。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它表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也大大鼓舞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斗志。事后，日寇疯狂报复，大肆逮捕在沪韩侨和中国人。这时，金九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公开信被中外各大媒体登载。日寇悬赏60万大洋辑拿金九。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冒着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危险，掩护金九和其他几位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紧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避难，最后使金九成功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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