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金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在周恩来生平研究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自周恩来1924年回国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最关键时期的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探讨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周恩来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实为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本文分四个阶段试加论述。

　　初步的独立思考与组织上的服从

　　周恩来积极配合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但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右倾让步政策，作为党的干部，周恩来只得服从这一决定。

　　1924年7月周恩来留法归国后，于9月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0月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实际斗争中，在国际代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以善于学习、扎实工作和广泛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卓越才干赢得了好评。

　　中共五大之前，尽管周恩来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成员，但他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全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以及领导权、农民和国民党的分化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建军原则及军队的性质、任务、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党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刻了解。当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后，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威胁统一战线的因素所在。为捍卫中共的地位和尊严，他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准备在会上提出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国民党二大开幕的当天，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二大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成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①但在维经斯基主张下，中共中央却决定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执行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决定。

　　在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周恩来都曾提出坚决反击右派进攻的建议。但是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却要求中共中央采取让步策略。中共中央服从了国际代表的指示。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服从组织决定。他很清楚，这样退让的结果只能助长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所以，当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成员饶竞群请示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执行整理党务案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在校坚持工作。

　　从1926年末开始，靠北伐扬名中外的蒋介石，公开散布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不满的言论，并挑起了迁都之争，分裂倾向日益明显。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却只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不提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而周恩来等人却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我们只能加强和巩固民众势力，以便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能够“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②12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不应害怕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显然，周恩来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只强调团结，惧怕分裂是不同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听不进和无法接受这种正确意见，以致在右倾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痛切地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为了进行有力反击，周恩来提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③这个建议，未被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采纳。

　　理论与实际分离后的困惑

　　当瞿秋白等人接受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盲动主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毫无准备的暴动并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盲动政策作了一些修正。这一阶段，他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暴动接连失败这个现实使他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带着这种矛盾与困惑，他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八七会议开始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下，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共产国际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李维汉所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④

　　以11月扩大会议为起点，“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党内盛行。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仍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影响下，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阶段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⑤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⑥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⑦另一方面，他又在执行“左”倾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察觉到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暴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批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受这一倾向影响，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党的任务是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⑧同时，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国际的指导并非完全正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与其有相当的关系。带着这种认识，他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部分代表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⑨针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这种不正确的做法，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⑩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负有责任，但通过批评其派往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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