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启功　赵仁　章景怀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比如在1951～1952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画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购”，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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