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

　　要说右派的故事，还要属叶公绰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又是受周总理亲自邀请真心诚意地抱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来的，但回来没落个别的，却落个右派，怎么能不冤?他也到处申诉。怎么向别人申诉我不知道，但通过陈校长我却知道。他和陈校长是多年的至交，在辅仁时期即过往甚密，打成右派后，他给陈校长写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诉苦，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过陈校长的威望告白当局和大家。陈校长也真够仗义执言，冒着为右派鸣冤叫屈的危险，竟把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给周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也就摘帽了，继续让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叶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训。毛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大幅横披的《沁园春·雪》，从此他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上面再悬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还给叶先生写过很多亲笔信，叶先生把它们分别放在最贵重的箱子或抽屉的最上面，作为“镇箱之宝”。后来，更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前来抄家，打开一个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再打开另一个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不知这位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凭着他的信多，换了别人还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从我这儿小小不然地“掠”走一些字画，而是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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