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Betty的父母尽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邀请朋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Betty还记得，来得最多的两个：一个是英国银行家，一个是比利时银行家。Betty十分盼望他们来打桥牌，因为每逢此时，母亲总会在简陋的自制炊具上，烘烙一些布丁水果面包。

　　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好坏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比较明快的回忆，是有时会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F楼E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都是一些难友们在入营时带进来的。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在没有乐谱没有剧本，一切只是凭记忆的情况下，这些难友们甚至演出了一场两幕歌剧《卡门》。要知道，在这些被关押的西侨中，本来就是音乐人才济济，修养极高呢！

　　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那就不会被击垮。

　　黎明前的黑暗

　　上面还有些美好的文字，其实只是来自一个还不甚谙世事的女孩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了的Betty，也越来越感受及亲眼目睹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当日本兵来查房时，每人都必须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有谁在点名时不在位子上，那其他同楼的难友都会因此受株连。有时，这种查房也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有一次，住在Betty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一点，就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每当他们入室搜查，Betty的心总会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内。

　　1944年8月19日，有三个难友出逃了。写到这里，笔者记得母亲对我讲过，当年圣约翰大学的教导主任“小卜”，是美国校长“老卜”与他的中国太太所生的混血儿，从小又是由上海阿妈带大的，所以讲得一口曹家渡上海本地话。当年就是凭着一张混血儿脸和一口上海本地话，从日本集中营逃出来，在上海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大后方昆明。不知他的这次出逃是否就是Betty所指的出逃事件？这下日本人狂怒了，开始加紧对羁押营员的限制。首先，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除非上厕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伙食；一切工具必须没收。

　　那天(1944年8月19日)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在追打一个难友，只见那位难友一路狂奔一路惨叫。最后，日本人把他一把抓住五花大绑，开始用扁担狂打他。霎时，空旷的营地震撼着他凄惨的叫声。这时，D楼的难友首先向着日本兵怒骂，然后，潮水样从楼里涌出去搭救那位难友。这股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积压地下多时的岩浆一旦喷发，势不可挡。一时，声势壮大，场面失控。这样，就造成F楼几个人趁势逃脱的机会。最后，日本当局还是镇住了这次事件，并且从市区调来大批持来福枪和机关枪的宪兵，日夜包围待命。

　　这次难友们的反抗事件给集中营内的孩子们印象太深刻了。一个星期后，人们才被允许在白天离开房间，但晚上熄灯时间仍然十分早。从A楼到F楼四周加固了电铁丝网以防再次有人逃跑。

　　1944年11月，集中营里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听到了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他们是如此近，有些难友们甚至已看得见机舱内的美国飞行员们在向他们挥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们纷纷从窗口探首出来倾听着隆隆的轰炸声，观望着浓烟从天边升起。孩子们争相捡弹片，互相比较着谁捡到的更大，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难友们心中升起。

　　空袭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默默向这些空中英雄欢呼祝福。

　　日美空战十分剧烈。有时，难友们眼看着美国飞机冒着黑烟被击落在田野里。当时日伪办的英文报纸Shanghai Time(这是营内唯一能读到的英文报纸)，曾悬赏一百万伪币活捉一个美国飞行员。营内悄悄传播着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有些人消息就是特别灵通，战后才知，原来他们有一架收音机，秘密藏在田里一个砖窑里。而这个砖窑离日本司令部一码都不到。

　　不过，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1945年开始，人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开始染上可怕的疟疾。虽然在集中营，不仅有全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也可以讲有全上海最优秀的医生，但他们面对疾病无能为力——因为药品短缺！

　　这期间Betty的哥哥Dick就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Betty犹记得，有个难友在集中营农场挤了点牛奶让Betty送去给她哥哥。半路上捧着这小半碗白白稠稠的香味浓浓的液体，Betty忍不住偷偷啜了一小口。为此，好长一段时间，她对Dick都有深深的犯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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