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程乃珊

　　编者按：Betty Barr，1933年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父亲John Barr为英国最大教会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神职人员，在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RuthBarr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专业的硕士，1930年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英语教师。直到1952年才离开上海。Betty Barr先后在上海西童女校和美国 学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离开上海赴美上大学。

　　上海沦陷期间她与父母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龙华集中营。70年代，对上海充满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84年Betty Barr嫁给上海一位英语教师王正文先生正式成为一位上海人。她与先生合作在国外出版了“Shanghai Boy，Shanghai Girl”专述他们有关老上海的记忆。经他们授权于程乃珊女士，将此书编译改写成中文。本刊刊发其中一段，这是上海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的历史材料的首次公布。也是本刊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奉献的第一份纪念。

　　进入龙华集中营

　　1943年4月10日，日本人进驻租界后的一年多时光，Betty的10岁生日刚过了两天之后，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进集中营。两张长长的封条交叉贴在大门口。这是日本当局的命令——所有在上海的外侨必须在指定日期内入集中营。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之后不久，Betty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地在谈论，英美侨民已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Haiphong Road(海防路，那里曾为公共租界美军兵营)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当时Betty父母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并且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基于日本人规定，每个入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但他们并未限制行李的尺码大小。父母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再用布将这件大行李缝起来。而且，再塞入四把折椅、蚊帐、园艺工具……反正，连带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甚至Betty母亲的皮草大衣等等都打入那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已预料到，将在集中营里熬过一个长期的暗无天日的艰苦日子！

　　少年不知忧愁味，10岁的Betty还紧紧抱住自己的洋娃娃，开始她的集中营生涯。

　　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800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Betty的号码为22/228。她清楚记得那一天，清晨7点半三部三轮车将Betty一家四口送往原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现西郊公园)——入营者的报到点。就这样，Betty父母在上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三部三轮车就载走了！

　　他们的营号为22，包括了60个入营的西方侨民，所以办理登记手续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筋疲力尽，纷纷瘫倒在俱乐部宽大舒服的大沙发上。就在这里，这些曾为天之骄子的西方侨民，度过了多少快乐悠哉的周末时光。然现今时过境迁，身在他们昔日熟悉的乡村俱乐部，往日的主人却成为阶下囚，不少侨民潸然泪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包括Betty，照旧在四周嬉闹，总算令沉闷的气氛有点生气。

　　“一些被日本人从北方带到这里的羁扣在俱乐部的教会女员工，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英国红茶，但少有人有心思去碰它们。后来大巴士来带我们走，在这整个过程中，尚看不到一个日本人。“我们被告知按照我们的编号上巴士，一切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喧哗，有的只是死一样的沉默。”Betty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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