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甲申猴年——八年离乱 天亮前夕

　　1944年是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八年离乱，此时到了天亮前夕。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彻夜地守候。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伴随着秧歌的锣鼓轰轰烈烈；在重庆和昆明，由于通货过度膨胀，流行着黄（金）白（米）生意，人们背着成捆的钞票挤在买米的队伍里；在上海，奇女子张爱玲已经达到名气的巅峰，成为沦陷上海的一个传奇。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郭沫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儿歌《读书郎》诞生。战火中，许多人因为豫湘桂大撤退而流离颠沛，琼瑶和她的家人也汇入逃亡的人流中，她回忆道，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1944年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彻夜守候。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样描述道：春节之晨，山城灯火通宵，全城人士亲送旧岁以去，目睹新年以来者，约占三分之一。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正面战场上，日军发动的鄂西和常德两次战役，被中国军民击退，日军伤亡6万多人。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毙伤敌伪军二十万人。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都已转入反攻。

　　在两个月前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应邀出席，中国继苏、美、英之后跻身四大国行列，这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峰。

　　中美建立的空军联合大队，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华南和华中的制空权。《中央日报》新年的社论已经开始谈论收复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设，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手里也拿的是步枪和大刀。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大年初一，各单位的业余秧歌队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本描写在山上开荒的哥哥和妹妹闹误会的故事，剧中唱道：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

　　这一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种地；女同志在家纺线。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

　　这时候，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正在延安访问，《新民报》主笔33岁的赵超构是其中的一员。记者团受到延安交际处的热情接待，每天由他们安排采访和座谈。

　　进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在访问记中写道“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1944年的上海文艺界

　　和历史同时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温年份，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35天。此时上海正在上映由周璇、袁美云、王丹凤主演的《红楼梦》，影片着重演绎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男欢女爱是这一时期上海影坛的重要主题。

　　这一年，24岁的张爱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说已经相继出版，她的书在上海风行一时。在她的笔下；看不到战争的硝烟，但霓虹灯闪烁的上海却充满了小人物的苍凉。在她的散文《我看苏青》中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迭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中国城市

　　国民政府一直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撑，大量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有钱人就依靠囤积居奇发财致富。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重庆和昆明，男人西服礼帽，女人则是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和波浪发。在美国军人大批进入中国之后，欧米嘎手表、派克金笔和高级化妆品成为市面上最时髦的东西。

　　此时，生活在重庆的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友人格雷思·格兰尼奇的信中，这样描述国统区的生活：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在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这一年，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检查，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800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194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湖南衡阳县渣江镇充斥着枪声、人声、追逐声，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她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12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由于一年来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由四十七万增加到六十五万，民兵由二百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解放区的人口由过去的八千万增加到九千二百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反攻力量。”

　　一天后，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就全战局来说，的确胜利纷纷，但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对于1944年底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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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