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1949年11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而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作”，“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始终追求的理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清楚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概括指出中国民族性当中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 、守旧、马虎、坚

　　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十个特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的政治见解实际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同月，龙山书局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收入他在1941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其中包括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

　　直到这时，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残山剩水依然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是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横行的天下，重庆《大公报》已于9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改组”的名义窃夺，但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尖锐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遭到什么意外或干扰，民间出版社照样出版他的著作，效率之高，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感叹不已。

　　12月中旬，梁漱溟到重庆鲜特生家，和青年裴治钅容 住在一屋。裴是中共地下党中专做国民党中上层将领策反工作的，久闻梁的大名，对他非常尊敬。一天，裴拿着毛泽东新作的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读给他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并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并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穷寇莫追”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21]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2]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年末，梁漱溟所居住的重庆也不可抗拒地迎来了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1950年1月，他终于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到达北京。他想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著书立说的观察者生涯结束了。其实，从大局未定之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来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23]

　　由此不难判断，梁漱溟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一旦武力能够实现苏联那样的统一与稳定，他对共产党就心悦诚服，他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地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地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文节选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