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伟

　　按今天的说法，今年99岁的孙竟寰在1931年的老家奉天就已经是个标准的“白领”。1927年东北大学毕业后，当时才21岁的孙竟寰经由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伯父推荐，进入张作霖在奉天的边业银行工作。

　　位于大帅府东墙外的边业银行之所以取名“边业”(the frontier bank)，是取“开边创业”的意思。张作霖意在通过创建此银行，支持国家开发边疆。尽管在当时属军阀开办的银行，孙竟寰说，在业务上却非常正规。1931年，27岁的孙竟寰在边业银行担任信贷组长，习惯一早起来就进城去青年会打网球。当时青年会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等，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后来与孙竟寰熟悉的巩天民等爱国人士，就是在打网球的过程中认识的。

　　孙竟寰清楚记得，就在“九一八”前一天晚上，阎宝航等爱国人士在奉天商会做了一个有关最近形势的报告，认为日本人最近可能有所行动。但考虑到日本当时在南满全部军队只有1万多人，而东北军在东三省仍有十几万兵力，没有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对于当年的孙竟寰来说，1931年9月18日是平淡如常的一天。当晚下班后，孙竟寰照常回到奉天大南门外的家中。“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死，年轻啊，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孙竟寰回忆说。1931年的奉天并不大，城墙内方外圆，面积只相当于今天沈阳的老城区。北大营远在城北数公里处，对于当时的奉天居民来说是个很远的地方，就算久居奉天的孙竟寰也从没去过。当晚日本人架设的两门240毫米榴弹炮向北大营发射了数发炮弹作为攻击信号，并没有惊醒城内许多人的梦。“到第二天早上我仍旧一早起来进城打球，进城后突然发现城里竖起了岗楼，有人指着城楼子让我看，我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沈阳城。”

　　山河一夜变色。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变化，当年却并非如同我们想象中激烈。孙竟寰回忆，9月19日那天，奉天城里的日本人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在日本人的租界地，现在的沈阳和平区。由于奉天周边惟一的东北军部队就是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和东大营的学兵队数百人，奉天城内并没有东北军的部队，在日军进城后，城内惟一的中国武装——警察根本无法抵抗，日本人的不宣而战在当时看起来的确不像一场战争。“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显然战事并不激烈，可见奉天沦陷时(东北军)的确没有做有效的抵抗。”

　　9月19日那天上午孙竟寰照常到边业银行，日本人已经把机关枪架在银行门口，所有人只能进不能出。停业数天后的奉天城内，铁路、海关和银行等机构陆续恢复工作，不过都被日军派遣了“驻在员”，边业银行也不例外。然而由于中国军队被打败，失去了军人的保护，奉天城内人心恐慌，纷纷外逃。“当时由于铁路交通中断，我们银行很多人甚至徒步进关。如果不是有家属，我当时就离开奉天去北京了。”孙竟寰说。

　　与孙竟寰不同，在“九一八”宁恩承度过了紧张的一夜。回忆起在边业银行的老上级宁恩承的背景，99岁的孙竟寰依然记忆清晰。“宁恩承是天津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大学教育的轮回》，张伯苓非常欣赏他，把他推荐给张学良。张学良于是送宁恩承前往英国读书，后来回国后担任边业银行总稽核和后来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行校长职务。”

　　宁恩承在回忆中这样描述“九一八”之夜:“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宁恩承打电话给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后又打电话给教育厅长兼省副秘书长金静庵。金静庵证实了日本人正进攻北大营，要求宁恩承必须管好学生，不可出校闹事:“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忍辱负重。”

　　宁恩承的计划，是如果校园的电源为日军破坏全校昏暗了，把孔明灯点起来，女生宿舍沿路设灯，把200名女生从宿舍领到由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体育场更衣室暂避。“东北大学女生宿舍200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险品，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大多女生已沉入梦乡，没听到炮声，因为炮声在十里以外，门窗紧闭，酣睡的年轻姑娘，这时还不知外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与1905年奉天首次沦陷的惨状不同的是，此次日军攻克奉天兵不刃血。“市场一如往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继续在边业银行(后来是满洲中央银行)干到1945年沈阳光复。但是边业银行却在‘九一八’中损失惨重。”孙竟寰介绍说，“当时边业银行采用的是银本位，每年春季都要准备资金购买金银。‘九一八’之前，刚从上海买进了7000两黄金，谁知道刚刚购进，日本人就打进来，黄金都被日本人抢走，张学良家存放在银行的还有好几个樟木箱子里，全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张学良曾经让秘书朱牧之将这些名字画制作成柯罗版，后来这些柯罗版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走，至于原作，”孙竟寰摇摇头，“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受损失的不只是边业银行。位于银行西面的张氏帅府，在日军进城后同样被劫掠一空。孙竟寰回忆说:“当时每个银行职员都配戴有一个银行的徽章。那时候从帅府前门进去，再从帅府的西门出来就直接进入边业银行了。我那时经常看见张学思他们在帅府门口的草地上踢球，当时那里是一个小操场。但是‘九一八’之后，银行职员就再也进不了帅府了。”

　　在日军功入奉天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张氏帅府内只有不多的女眷，不久都被迫离开。张氏帅府为日军所占，财物基本被劫掠一空。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人员达文洋说，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经担任张作霖的顾问，于是将张氏帅府内的家具等物品装了10个车皮，运往北平给张学良。“张学良拒不接受。最后这些家具又被运回山海关，全部散失殆尽。”惟一挽救的损失，是宁恩承取自边业银行的300万现洋票据。宁恩承这样回忆这次经历:“(‘九一八’之后)边业银行有一个日本兵站岗，但是银行是商业机关，任人进出无阻。那时银行已停业5天了，银行行员逃散一空，我进门时日本兵没阻挠，他以为我是一般中国市民，不知轻重，他不知我是边业银行总稽核。行中庶务处还有一职员李宏毅留守，他见了我好像大海漂流中遇到一救生圈。我步行到沈阳大北关一个染坊找到了郭仲安，他也惊喜万分。我从他手中拿到调款密码，准备把可调之款集起来调到北京。银行业务中调拨款项有一本密码，电汇款项，凭这密码对方据以付款。我拿到密码回到边业银行把长春、哈尔滨等处分行余款全部由中国、交通两行调拨到我手中，共300万。中、交两行主事人知道我是边业银行要人，毫无留难之处，把300万现洋票据全给了我。”

　　正像宁恩承“九一八”之夜对东北大学教职工所说的，中国有“养士”的习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要“士报国恩”。宁恩承携带这300万现洋票据，冒险深入日本早已占据的大连，然后设法从大连乘船前往山东，最终将这些财产送交给在天津的张学良。

　　(编辑：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