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中国就要与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初，爱泼斯坦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他在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数年间，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事情的报道。对于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消息来源，他还不甚了解。但他经常从国民党的报刊上读到被称为“赤匪”的红军，在长征中的某地被“打败”或“消灭” 的消息，然而过了不久又读到红军在什么地方“流窜”的新闻。这些自相矛盾的报道，使他认为红军还存在，还在继续战斗着。1935年初，他用Crispian Corcoran的化名，写了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发表在纽约的《民族》杂志上。他的一位朋友又把这篇文章译成法文，刊登在法国巴黎的《不妥协者》报上，这可能是他最早写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文章。

　　后来，爱泼斯坦在国民党办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任兼职记者，在北平(今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1935年末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深为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结识了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爱国青年的外国人，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记者费希尔、杰克贝尔登等，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他读到斯诺秘密访问陕北苏区归来写的报道文稿，看到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及苏区人民的生活照片，大开眼界，也期盼着有一天去陕北访问。

　　爱泼斯坦在《北平时事日报》工作期间，在处理一条国民党当局发布的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时，把国民党宣称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战斗中被“击毙”的消息，做了一个“朱德再次被杀”的讽刺性新闻标题，结果被报社“炒了鱿鱼”。他返回天津，不久担任了美国合众社天津分社记者。
爱泼斯坦在北平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他曾说：“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　　写作的惟一主题。”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爱泼斯坦认为“各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自卫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应当予以支持。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

　　1937年8月，日本侵占北平、天津不久，斯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护送邓颖超（她于5月间由陕北秘密来到北平西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病，化名李知凡太太）和另一位较年轻的张晓梅女士（已牺牲的邓小平第一位夫人的妹妹），还有一位化名王世英教授的中年男士（地下工作者）来到天津。斯诺找到爱泼斯坦，请他帮助这三位中国爱国者离开日占区。此前几天，他就帮助过三十多个抗日救亡的女大学生逃出日占区奔赴南京、延安和抗日前线。爱泼斯坦慨然应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邓颖超等人的真实身份。

　　爱泼斯坦把邓颖超等三人分别安排住到他所在的英国租界区内的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和他的一位外出旅行的亲戚的住所里。他通过英国太古洋行的关系，购买了驶往上海的外国轮船的6张船票。对外把邓颖超等三位中国人说成是他和斯诺、贝特兰各自的随行工作人员，以掩人耳目。在一天黎明前，他们一行6人从英租界区内的海河码头，乘汽艇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客轮。当时，海面上不远处日本舰艇在游弋，但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人还不敢随意拦截西方国家的轮船。客轮沿海岸南下航行，爱泼斯坦、斯诺和贝特兰护送邓颖超等三位中国革命者到山东烟台下船，经潍县乘火车去西安。爱泼斯坦等三人则在青岛登岸，逗留两日后，斯诺和贝特兰乘火车赴西安。斯诺迎接在延安访问4个月后归来的妻子海伦一同去青岛疗养。贝特兰赴延安访问毛泽东，爱泼斯坦则按照美国合众社的指派赴南京采访。

　　直到1973年秋天，爱泼斯坦出席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的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他在“文革”中遭迫害，蹲了近5年监狱，刚被释放不久，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些人见了他还故意回避。这时，同周恩来一道出席仪式的邓颖超特意来到爱泼斯坦面前同他交谈，追述1937年爱泼斯坦在天津护送她脱离险境的往事，表示感谢。她大声地说：“我在天津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现在我们认识已经44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周围的人听了邓颖超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都会心地笑了。

　　1937年9月，在南京采访期间，爱泼斯坦设法找到地处偏僻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从延安刚来不久的秦邦宪（博古）和叶剑英，这是他首次见到中共的公开代表，经过长征的红军领导人。爱泼斯坦在会见前想像着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这些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的磨炼和传奇般长征的人，大概都是不苟言笑，难以接近的狂热革命者吧。在采访后，他描述这次会见谈话的情景写道：秦邦宪“是一位穿学生蓝制服的知识分子，他身材瘦长，戴着眼镜，会讲英语；另一位是身穿黄卡其布服的军官（指叶剑英），笑容可掬，仪表堂堂。他们同我热烈握手，态度坦诚直率，使我的紧张感顿消。在两个小时中，我们谈了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和党的新方针。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都给以坦率的回答。当我们谈到一半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停止谈话，蜷缩在一个尚未完工、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那里挤了许多人……”

　　爱泼斯坦告别时，还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与秦邦宪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保存至今。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被日军侵占。11月中旬爱泼斯坦搭乘政府的撤退船转移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

　　爱泼斯坦刚到武汉，由上海来的美国使馆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带着斯诺写给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人的一封介绍信，要求亲自到敌后前线去考察八路军的抗战活动。斯诺写信给爱泼斯坦请他带卡尔逊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爱泼斯坦立即带卡尔逊去会见了董必武和叶剑英。经请示延安，很快就安排卡尔逊去了华北敌后前线。卡尔逊在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观察，回到武汉后，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的集会上作了有关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讲演。他告诉听众，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抗日最积极，在军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总司令朱德，“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李、格都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爱泼斯坦听了卡尔逊的讲演，更加激起他想早日去延安，见一见毛泽东和朱德，看一看英勇的八路军的愿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