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爱泼斯坦应宋庆龄邀请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一起负责编辑英文出版物《保盟新闻通讯》。从此以后，他在宋庆龄的关怀、帮助和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他们的关系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爱泼斯坦把宋庆龄视为自己的良师和慈母，宋庆龄则认为他是最了解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作家和出版社负责人请求得到她的允许为她作传，她都谢绝了。宋庆龄说：“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来做这件事，因为 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在宋庆龄逝世后，已年过七旬的爱泼斯坦不负重托，历时10年，用英文精心撰著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由著名翻译家沈苏儒翻译成中文于1992年出版。这部传记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国家优秀图书奖。

　　爱泼斯坦在积极投入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的同时，还为由斯诺夫妇、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为在香港设立的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作了许多宣传工作。在香港期间，年仅24岁的爱泼斯坦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该书于1939年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此书介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头两年的战争情况，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当时，这本书在上海“孤岛”（指珍珠港事件前，尚未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外国租界区）出现了一个中文译本，是一些中国爱国者，冒着危险，仓促译出，很快复印的，并通过地下渠道送往日本占领区，使在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人读到它，鼓舞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突破封锁访问延安
戳穿国民党的谎言

　　爱泼斯坦身在香港，心向中国内地。当时他的第一位妻子伊迪丝在战时陪都重庆。伊迪丝是他在天津时的中学同窗，他19岁时与她结婚。爱泼斯坦揣着宋庆龄为他写的一封介绍信，于1940年春离开香港赴重庆。

　　在重庆，爱泼斯坦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际新闻处所办的中国国际电台的英文广播稿编辑和播音员，工作了一年。他发现武汉时期那种促进全国团结，积极抗战的气氛消失殆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官僚、政客们醉生梦死，贪污成风，而广大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国民党当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搞投降，搞分裂，挑动内战。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氛围更加反动，令人窒息。许多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前往香港。爱泼斯坦不愿意再做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工作，也返回香港到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工作,并义务为保卫中国同盟服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开战，并进攻香港。12月25日，驻港英军向日本投降，香港沦陷。由于爱泼斯坦多年来写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并从事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为掩护他免遭日本占领者的迫害，在香港沦陷前夕，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故意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宣称有人看到爱泼斯坦在湾仔地区被日军炮弹炸死了。这个传言被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出来，他在美国的父母从报纸上得知儿子“遇难”的传闻，极为悲伤。爱泼斯坦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他装扮成一个刚来香港不久的美国传教士，并改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由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女士安排，找她的朋友吴大夫弄破爱泼斯坦的一条裤腿，在他的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像是被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住进一家医院，等待时机，逃往内地。但时隔不久，日本兵就来到医院把所有的病人统统押解到了赤柱拘留营，而使他与中国友人失去联系。

　　赤柱拘留营关押的都是各国平民，日本人未派重兵把守，由一些香港警察管理，警戒措施很松。爱泼斯坦和包括他后来的妻子邱茉莉等几位美英荷俄难友，秘密串联逃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当中一人发现海边草丛里有一条破旧的小艇，他们偷偷地自制了舵和两把桨，经过一番准备，在1942年3月18日夜晚，逃出了拘留营，经过一番海上历险，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偷渡到澳门，又经澳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和爱国者们的帮助，偷渡到广东的中山县，终于脱离了危险。

　　几经辗转，爱泼斯坦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新成立的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担任驻中国记者的工作。不久，他又在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后来的美国新闻处）找到一份工作，并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继续志愿服务。

　　1943年，爱泼斯坦的个人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与已去美国的妻子伊迪丝离了婚。他们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在战乱的中国。由于彼此生活目的不同，伊迪丝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他喜欢做一个整日到处奔波的新闻记者，报道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贡献力量。这种情况下，分道扬镳，十分自然。在香港时，他与英国姑娘邱茉莉相识，她也是一位热忱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也为保卫中国同盟义务工作。香港沦陷后，爱泼斯坦和她都被关押在赤柱拘留营。他们一起逃出来，在患难中相知相爱，1943年在重庆结婚，以后共同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经受了各种考验。

　　自1939年后的5年中，国民党用它的几十万精锐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竭力造谣诽谤中共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禁止中外记者去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访。1944年1—2月份，国民党当局接连命令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和重庆的所有非政府电台，使国内外很难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怀特等许多驻重庆的西方国家记者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懈斗争。他们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访问；在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同国民党官员据理力争。在爱泼斯坦等人的抗争和美英等同盟国军事和外交代表的压力下，直到1944年4月，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同意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但为了控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国民党当局规定，外国记者必须参加国民党官方组织和监督的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不能自由行动，所发新闻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并要和国民党的评论或批驳一起发表。国民党官员还借口去延安访问对妇女来说太艰苦了，规定女记者不得去延安访问。这样就把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茉莉（她是英国伦敦一家大报《每日电讯》委派的记者）和两位进步的中国女记者，《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女士都排除在访问团之外。不让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一起去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害怕具有鲜明的同情中共立场的这一对外国记者夫妇到了延安会留在那里不走了。

　　这个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共21人。其中中国记者9人是：《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  、《商务日报》金东平、《新民报》赵超构、《大公报》孔昭恺、中央社的徐兆镛、杨嘉勇等，他们大部分是官方和倾向国民党的记者。而外国记者仅有6人：爱泼斯坦（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这位神父对中共抱有很深的偏见），还有一位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由国民党政府官员谢保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邓友德为记者团的领队，另有“随员”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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