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国财经报道》：MBA圆梦中国

MBA圆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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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节目《MBA圆梦中国》，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欢迎各位收看《中国MBA解密》。今天我们要向大家讲述一个执着的故事。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位孤独的英雄叫普罗米修斯，他因为为人类盗取火种，被锁在高加索山上，承受着永恒的痛苦。而在中国，也有着一大批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人们，新中国第一批MBA就是他们的代表，今天的故事就从他们开始。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在新时代的路标下壮志满怀。这一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探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这一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国家富强之路。当时任天津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蒋子龙，住院期间，在当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乔厂长上任记》小说，立即引起了轰动。

　　作家蒋子龙说：“读者来信隔一段时间一来吧，差不多每天几百封，最多的时候一千封，一个大纸箱子。”

　　小说的主人翁乔光朴厂长，一个坚定的企业改革家。上任伊始的演讲表达着国人急迫的心情：时间和数字，是两道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要在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时间并不富裕。人们期盼有更多懂企业管理的厂长，他们毫不吝啬地将全部的激情，倾泻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回忆往事，蒋子龙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作家蒋子龙说：“有一个很大的企业，石化一类的企业，它那个厂新调来一个党委书记，进厂门的时候传达室拦住他，说有你的一个包裹，实际上就是‘人民文学’的79年的第七期的，就给他翻开了，夹好了就请新上任的书记兼厂长，那时还不叫总经理，先看这本书，然后他就按照这个书来整顿他的企业。”

　　改革初期的人们盼望能有更多的乔厂长把企业搞好。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对于乔厂长那个年代的企业状况，他历历在目。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这个事情应该说要从1975年说起。1975年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专门给我讲了一次，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他讲说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情，一定要认真搞好，这我印象非常深刻1977年开始我们用了八年的时间，从学大庆入手，来整顿企业。整顿中间，我们很大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企业领导人素质比较低。不懂管理，更不懂管理的理论。”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久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与美国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协助中国培养管理人员。培训地点选在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内，主要培训企业领导和大学教师。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当时还不叫MBA，它就叫管理中心，管理培训中心。”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说：“当时在大连的美国老师就问国家经委，就是我怎么能够把中国人教的，中国人能够按照这个中国的办法来管理这个企业，国家经委回答说，你在哈佛大学怎么讲，你在斯坦佛大学怎么讲，你在大连也怎么讲。”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再次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在大连培训中心，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学毕业生，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MBA教育的年轻人。当时还在钢铁研究总院做技术员的藏族小伙子才让，就是其中的一员。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看到的是由国家经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还有人事部这四个大国徽章的，招这么一批学员，全国728个考生招了40个人，所以竞争淘汰还是挺高的。”

　　9月份，才让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来得及在家过国庆节，就赶往大连报到。经过近半年的语言和管理知识强化培训，39名学员通过GMAT考试，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学业。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的学生编号啊，什么照片资料啊统统都入在他的那个档案里边，就算他的学生。由美国老师来全套的负责。当然他的教学，包括他的考核，还有学籍管理，那完全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这个时候真正感到压力了，非常的辛苦。每晚上规定200页、300页的阅读，你哪里拉了，你可能就考试你就得不了高分，而且大试、小试课堂统统都给你加在一起，让你无时无刻不感觉这种压力，哪块松懈了都不行。我们每个学期考完试，楼道里有高声大叫的，有摔酒瓶子的，有狂笑不止的，这样发泄，压抑得厉害。”

　　1986年夏天，他们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39人的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去美国实习的往返机票就是2万多元，而当时才让每月的工资才55元。每一个学员都体会到期望背后沉甸甸的压力。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朱镕基，当时是(经委)副主任，来给我们做出国动员，就对这批人的期望值是非常之高的。希望通过系统的训练，包括MBA知识的掌握，包括语言，然后国际惯例或者管理规则，回来以后能对中国的国企加以改造和完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基辛格来做讲演，他是美国前国务卿。”

　　1984年，中国与欧共体合作的管理培训中心，在北京紫竹桥的中国企业协会的院落中，也开始了课程。当时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经济学家吴敬连，也应邀为学员讲课，从此与中欧中心结下不解之缘。他那著名的木桶理论，也是从这里传播出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我发现我们的学员他有个特点，当时的学员基本上是一些在职的，岁数都比较大，完全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想了很久，怎么来说这个资源配制原理，我就想出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我是说这个经济，经济各个部门就好像一个南方木桶，是一块块板拼起来的，你有经验的木匠你一定知道，要每一块板是一样的，是呈比例的，因为木桶盛水的能力不决定于最长的板，也不决定于平均的长度，是决定于最短的一块板，所以如果你把它弄的七长八短，各个部门，就大量地浪费资源了。”

　　变革的年代，新思潮、新名词、新时装、像滚滚而来的港台歌曲一样，很快就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年轻人最爱用“都80年代”了，来对保守和落伍表示不屑。企业改革是8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然而，知道MBA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是消息流通的记者们。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MBA这个词。

　　《中国青年报》 高级编辑陆小娅说：“信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是怎么一个背景，国家当时怎么重视，然后他说他自己在学员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大概回国的38个MBA里，起码是三分之二或者更高的比例，回国以后感到不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应该说MBA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就从他的信里我们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查查英文字典是怎么回事。”

　　写信的就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才让，虽然他回到钢铁研究总院后不久，就受到重视，由科研部门调到政策研究室，负责起草单位改革的方案，但同学们回到原单位后，有下车间、有做翻译的，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因为是公费出国，原单位还不同意调离。他想为大家讨个说法。中国青年报派出一位记者找到了他。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就在我们这个大院里边，花园里边在长凳上跟他讲的这个情况，他引起重视了。后来晚上，我带他到我们化工部规划院一个同志家，16楼，没有电梯，爬上去的，大概四五个同学，在北京四五个同学来了以后，拿这么小一个煤油炉，煮了一点汤饭，大家在那一边吃一边跟他聊天，他基本上知道这个情况，证明我所描述的事实，讲述的这段故事后边的新闻价值。”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陆小娅说：“可是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以后，为什么回国以后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这样一个专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那么是什么东西制约着他们不能够去发挥他们的这种作用？所以后来我们报社领导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就说我们派六个记者，做一次覆盖式的采访，所谓覆盖式的采访就是要，争取把这38个人全部采访到。”

　　六名记者分头出发，行程数万里，38人，一个都不能少。最后他们汇集大连，汇总各自的素材就用了2天时间。几经商榷，《命运备忘录》刊登在1987年12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对人才浪费的现象深表堪忧。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陆小娅说：“报道发出来第二天，我记得应该是第二天，因为当时这个项目是国家经委主持的， 那么国家经委就打电话来，说想请我们过去开一个座谈会。我记得座谈会是当时国家经委的袁宝华主任主持的，他说报纸是他的孩子给他看的，而且当时李鹏是代总理，说李鹏同志看到报道以后呢很关注。而且还有一个反响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就是报道发出来以后我们收到好多电报，这些电报是什么呢？是要人的，要这批MBA的。”

　　一边是热烈欢迎，一边却是学无所用。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当时主抓这件事的袁宝华找到了才让和他的同学们。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只要一条要无条件释放。行，就无条件释放，让我们自由流动，那时候自由流动不像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双向选择说走就走。那时候绝对不可以走的，户口卡在那，工作卡在那，还有党、团关系卡在那，走是根本走不了的。后来袁宝华听明白了，回来以后也是四个大国徽章，教委、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还有经委，四个大国徽章下来，就是对这批人国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

　　不久,近1/3的中国首届MBA,先后流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留在原单位的，也大多在系统内找到合适的岗位，才让由于在企业改制方面表现出卓越才干，很快被破格提拔。首届MBA学无所用的事情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由此，人们开始发现，沙漠中，再高级的汽车可能还没有骆驼管用，企业管理同样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才能真正有用武之地。

　　下期节目预告：层层审批四处化缘，MBA走入中国到底有多难？，欢迎明天22：05分继续关注《中国财经报道》特别报道——《中国MBA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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