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城乡教育差别亟待解决

　　12岁的庭婷在5月30日那天，拿到了北京八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全家人为她欢欣鼓舞的同时，她远在陕西的表姐却正因为考入了一家非重点初中而闷闷不乐。

　　庭婷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小表姐。她不知道，从此她和小表姐人生会截然不同。在一个12岁孩子的心里，她不知道“教育改变命运”这个命题。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很多孩子输在了起点上。

　　5月25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能“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是国家第一次将教育公平用这么正式的方式提出来，意义重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刚认为。

　　择校是谁的错

　　庭婷上的八一中学住宿部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三年初中，给学校缴纳的费用是79500元。这几乎是她妈妈两年的全部薪水，庭婷的妈妈表示，为让女儿上个好初中，花多少钱自己都愿意，因为进了八一中学，再上重点高中几乎不成问题。

　　与北京相同，上海早就取消了重点初中，小学升初中也免试入学，但每年各初中都会暗自公布本校毕业生被重点高中录取的比例。原先是重点初中的学校，被录取比例就是会比非重点高不少。

　　“初中阶段的教育是一个潜在的瓶颈，初中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以后长期的教育。因为，义务教育的公平还关系到与非义务教育的衔接，所以初中的公平性就非常重要。”丁刚认为。

　　正因为意识到了初中教育的重要性，家长便都绞尽脑汁地将孩子往师资优良的初中里送。家长们花大价钱交纳择校费、在重点中学所在地买房子、迁户口，导致好学校附近的房价超出该地区平均水平，这些都已司空见惯。

　　北京师大附属中学学生李不言的妈妈知道这个文件后说，“这不可能实施的。差学校没人想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四中，二中，这样的学校，拿好几万块钱还要排队。”

　　“我们家孩子考初中比我当年考大学压力还大，他在家里学习和睡觉的时候，我们连电话都不敢接。后来他考上了平价的，就是不收费的那种。”她语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就这样，家境富裕或是拥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孩子向好学校集中，他们获得了比别人更好的受教育条件。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是就近入学，但是教育资源并没有实现公平的随机分配。

　　“择校问题的出现不是家长的错，而是政府资源分配时不合理、不均衡的做法造成的，”丁刚说，“在各个初中水平良莠不齐已是现实的情况下，一刀切地就近入学反而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在这次教育部出台的《意见》中，“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是一个重点。

　　重点学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

　　设立重点学校可以提高培养人才的效率，所以在人才紧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了一批国家倾力扶持的重点中学。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加大了对一些学校的支持力度。办重点学校或变相地办重点学校，是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

　　“重点学校大多是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政策扶持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垄断，本身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所以，取消重点校的意义很大，义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体现出公共性的要求，而公共性在原则上的体现就是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育政策法规所博士苏君阳说。

　　取消重点初中的新问题

　　“要淡化在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所产生的不公，国家就要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形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提高初中的整体质量。”丁刚说，“让这些重点高中和它们附属的初中脱钩，是现在可以做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事实上，重点高中和初中部相脱离，早在上海已经开始实施。

　　在上海，很多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和初中部脱钩后，初中部出现了分化:一种是变成公办初中，另一种是转制初中。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教师待遇较好，原先初中里留下的好老师也比较多。而前者因为数量相对较少且生源都来自电脑派位，所以二者间教学质量渐渐有了差距。

　　其中，一些公办初中与原重点学校脱钩后甚至没有老师留下。于是，他们干脆直接把牌子“卖”给别的学校来吸引生源，这就叫做“翻牌学校”。

　　“比如，从1998到1999年间，徐汇区原先的三所普通中学淮中中学、嘉善中学和茶陵中学分别翻牌为三所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和南洋中学的初中部，翻牌之后的师资基本来自原先的学校，性质是公立初中。”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校长告诉记者。

　　“徐汇区目前的公办初中里最好的是位育初中，因为它是由原先的位育初中部直接改过来的，保持了原有的师资。部分家长目前都想方设法把孩子的户口迁到位育附近，以求能够就近入学。”该校长说。

　　可见，同样是与重点高中脱钩，但初中的水平却依然高低不均。“虽然名义上没有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之分了，而校际间的师资并没有有效流动。”南洋模范中学政教主任张邦浩认为，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取消重点初中从而达到平衡教学资源的做法值得商榷。

　　当然，取消重点初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抑制或消减了择校现象的发生。

　　近年来，由于上海市教育局对公办学校的投入力度加大，公办学校老师的收入有大幅提高，公办学校与转制学校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另外，后来徐汇区教育局也有一些举措来推行均衡化教育。“比如，包括2000年将沪闵中学更名为徐汇区教育学院附中，2005年委托上师大附中承办龙华中学、凯旋中学并入徐汇中学等，都是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合并入较好的学校，以达到平衡各学校教育资源的具体举措。”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党支部书记柴贤璋说。

　　北京却呈现出另一种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王秀丽老师说，“北京教师的流动方向是从普通学校到重点学校，从丰台、崇文、宣武到朝阳、西城、海淀，而北京市教委没有对这种教师人才流动做什么规定。只要是老师愿意来，学校愿意收就行了。差一点的学校成了为好学校培养教师的摇篮，培养出了有经验的好教师就会飞走。”

　　消除城乡教育差别刻不容缓

　　就在城市的学生为了进入一所具备优秀师资的初中而奔走的时候，那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们却在为能获得义务教育的机会而发愁。

　　现在，上海的民工子弟小学大体分为两种，一是政府特意扶持的“品牌”学校，这类学校设施很好，但是数量很少。只招收民工子弟，不收取借读费，并为成绩优异但家里贫困的孩子减免学杂费。

　　另一种是由政府监督的，在政府登记、备案。政府对他们的教学条件设定基本的要求，比如要有操场、防火器材等。这类学校多处于城郊结合部，校舍多是废弃的仓库改建，其他设施也很陈旧。

　　“对于在这样的学校就学的孩子来讲，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做了多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教育志愿者的张轶超认为。

　　在上海的公立初中开始招收民工子弟的时候，张轶超曾带了三个成绩最好的孩子去考试，他们的英语却只有20多分。

　　还有一次，他给两个同年级的孩子出同样的英语考题。结果，在公立学校考70分的孩子这次考了100分，而另一个在民工子弟小学的考试中英语拿100分的孩子却只有10分。

　　他还发现，在一些动手性的考试，比如物理、生物实验、英语听力能依赖硬件教学设备的科目上，城市的孩子拥有很大的优势。

　　“事实上，民工子弟的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在我组织的志愿者里，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她给一个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上过一个学期的日语课，我当时只是想让孩子们多接触些知识。但是，令我非常震惊的是，在间断了一年之后，那些孩子依然能准确地回忆起当初所学的日语，这一年中，没有任何的复习。”张轶超很感慨。

　　“从那时起，我就想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真的很优秀，浪费了他们的才智实在太可惜了。”张轶超说。

　　“民工子弟小学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城乡教育差距的缩影。因为那些进城务工人员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先进的教育。如果他们家乡的教育和城市相差不大，那进城务工人员子弟的就学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张轶超认为。

　　丁刚认为，“国家要考虑到当地城市公立学校有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因为农民工子弟一般没有能力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他们只能选择公办的，那这就是国家和政府必须要负起的责任。”

　　一个都不能少

　　“义务教育在城市和中东部地区还只是个教育质量差别的问题，但是到了西部却还有巩固率的问题。好多孩子上了学但是又辍学了，根本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种情况在农村很严重。”丁刚说，“这其中不公平是大面积的。如这次教育部出台的《意见》中说，要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间的差别。而这里的重点就在于城乡差别，国家应该优先解决农村的基础教育建设。”

　　教育部在《意见》中强调:“优先解决好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的问题，把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和改造城镇薄弱学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于缩小城乡教育不均衡性发展的问题，湖南省宁乡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文志兵认为，在现阶段不可能完全解决。因为农村义务教育与城市义务教育在办学条件、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宁乡县的山区，由于计划生育的开展和越来越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其子女带到外地上学，这里农村小学的生源越来越少。一些小学往往只有3到4名教师，两个年级同在一间教室上课。

　　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依赖地方财政，所以，富的地方教育也富，穷的地方教育亦穷。

　　文志兵认为，农村义务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不足，财政经费只能解决学校危房建设和教师工资，而没有多余的钱对软件设施进行改造，因此与城市义务教育的差距很难拉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研究教育社会学的楚江亭老师也认为，这个政策在短期内不可能实施，因为现在的各个学校的差别是长期形成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差别太大了。”

　　“其实，早在200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就在思考和研究中国义务教育怎样继续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干部高学贵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9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普及了，所以，继续完善教育过程，让义务教育体现公平，使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就成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沈亮、柴爱新/上海、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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