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各位下午好,道歉,在巴黎熬夜,感冒了,嗓子不太好,大家凑合听。
今天回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巴黎谈判和对巴黎协定的解读,意义非同寻常,除了我们说的雾霾,一会儿还会谈到,更多的是我们先给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家庭定个位,现在咱们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上,这是很重要但不为大家所重视的一件事情。
我想谈一谈这个事情,热热闹闹,总书记都要亲自去一趟巴黎去讲话,法国的奥朗德总统为了巴黎大会亲自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这是什么事,搞得让最高领导人都忙起来了。这个事情的本身,至少从这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的定性。一个是气候变化问题,它是一个具有超大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外部性问题(这是环境经济学里的核心概念),什么意思?你做了一件事情,一不小心影响你的邻居,无论是你种了花看到,他看到这么漂亮的花高兴,这叫正的外部性。但你污染他们家的菜地,没有赔他,是负的外部性。总而言之,是价值的无偿转移。我们不去深究学术的词,但意思是,我们在北京的排放会影响到非洲的人,或者在布鲁塞尔的排放会影响到西安的人,简单说、形象地讲是这个意思,排放的是温室气体,这方面巢清尘是行家,科学的问他。雾霾无论是火电厂还是烧散煤、机动汽车排的污染物都是外部性问题,但时空非常小,北京是北京的雾霾,不会说北京有雾霾了,华盛顿受影响,不会的。但温室气体有这个问题,是超大时空尺度,空间上是全球的问题。时间上也是一个很长的问题,可以上下几百年,因为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一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研究表明已经存在两百年以上。也就是说今天受到的温室效应的影响,里面排放的气体,这个温室气体的作用,可能是1750年工业革命时,或者1850年普法战争前后,或者中国鸦片战争那个时候排的温室气体,当时英国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今天还在起作用,这个叫累积排放,是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超大时空尺度的环境问题,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因为美国一届总统才四年,中国一届政府、一届党的领导人是五年,连任的话是十年,我们企业家的投资,你们的投资周期,如果投下一个钱,一百年以后再回收,没有这样的企业家,回收期越短越好,两年把本收回来,三年净赚钱了,这都属于慢的企业家。作为个人的寿命,活80、90、100,还怎么活,往后活120岁,还活不过温室气体。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活生生的决策者、居民和企业家,我们的认知一般在我们的任期之内或者寿命期之内,或者投资期之内,而温室气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今天让你掏钱包,大家出钱出力,效果怎么见?说本世纪末,协定写了,这次有一个重大新进展,还要努力达到1.5度温升的要求,实际上是加码了。温升到什么时候?不是今天,是从工业革命算起到本世纪末,我们算一算还有85年,那时候温度的升高,比1750年的温度升高不要超过1.5度。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让我干个事,做个努力,非得见效,是2100年的事。这样给定决策带来困难,怎么样说服决策者、企业家今天得努力,今天得采取行动,今天得掏钱去解决一个百年后的问题,这在认知上是很困难的问题,超出了一般人的决策思维。
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有一个特点正好补充了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特点,跟你的今天很有关系,就是今天说的雾霾问题。它和很多问题,具有共生效应,关联着的。在中国的关联度尤其很高,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我说的第二个特点,这种关联性,我们利用能源、煤炭比较多,大量的用煤炭,既产生二氧化碳,又产生微细的颗粒物质,这是雾霾的来源之一。这时候有联系了,我们控制温室气体时,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百分之百来控制雾霾。这是一个关联,我们控制使用煤的技术,会减掉很多温室气体,包括其他的大气污染物。
另外一个重要关联,是我说的第三点,即在经济方面,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天中国是最有积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这和我们经济发展战略思考、经济发展路径的思考密不可分。正好我刚才看到标题:可持续发展路径创新。这个词我特别有共鸣,因为就在我们去巴黎之前,11月19日我们发布了一本新作《论全球气候治理》,大家可以在我们中心网站上下载中英文详细摘要,如果真要想通读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联系,可以送给你们书。但如果想在书架上摆一摆就别找我们了。我们的副标题叫作“创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体制”,所以跟这个词基本同意。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全球机构治理?我们的直接目的是要去创新发展路径,通过发展路径的创新来改变气候变化的一个基本状况,影响上下几百年的排放路径,这是一个关联,即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经济的发展中挑战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是高度一致的,全球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居民的利益、社区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连接点在于局地的空气质量,还有一个是发展。大家知道今天中国的发展开始走进了新常态,三期叠加,这个大家已经熟悉了。
我们今天是要保持1992年公约签署,1994年生效,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几百美元。今天我们按照官方汇率大概是8000美元,在八千美元时,你的经济会发生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是面临的挑战为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很多先行国家发展道路上,到七、八千美元不动了,投资衰减了,资本外逃,消费不足,经济停滞,有的还往回推,从七八千到四五千的情况都发生过。
我们居安思危,而且很多挑战对于中国来讲完全不是虚的,很多是现实存在的,要吸取前辈的教训。中国的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即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这个约束在阿拉伯、巴西、墨西哥不存在,但在中国存在,空间非常狭小,中国地域很大,但把新疆、西藏、青海三个省自治区的面积扣除在外,其实一下就减掉的一半,再加上我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在东部地区,人口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同样的能源消费,而且我们主要烧煤,65%以上都是煤炭资源,想想我们的环境能源有多大。另外是原油的使用,60%依靠进口。由此说来,如果我们的经济依然像过去三十年一样,主要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能源的投入、淡水、土地的投入,靠这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所谓两位数的增长,这条路已经走到头,这个是全国上下的共识,我们必须得变,必须得创新。
按照经济增长学的原理来说,除了要素投入增长你能够得到份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份额,就要素使用效力的增加,属于全要素生产力的要素的增长。这个要素的增长靠什么?靠技术的变动,靠结构的调整,而且一般来讲,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越发达,经济增长率越依靠效率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什么地方走到转折点上了?今后新常态的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这包括节能减排。
为什么要节能减排?经济学的含义就是效率提高了,我们需要经济的升级,不能再依靠傻大黑粗、跑冒滴漏,村里几个农民架一口锅就能生产化妆品的时代过去了。所以我们说高度一致,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发展道路的创新,和我们升级、转方式、调结构的诉求完全一致。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讲,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中国自己的事。所以我记得11月16日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肯尼迪论坛,在那个论坛上,有一个同学问我,如果巴黎大会失败了,中国怎么办?我引用了一个歌词:巴黎大会在与不在,我就在这里,中国就在这里。
什么意思?我用英文跟他说,有没有巴黎大会,中国都要节能减排,都要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因为不走这条道路,不可能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不可能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国梦”要求的。“中国梦”要求我们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路,最高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当然我也告诉他,有了《巴黎协定》,这个事更好,会加速我们的进程,会给我们创造更好的国际关系,会让我们干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这个《巴黎协定》,中国是《巴黎协定》全球合作的创导者、支持者。现在说参与者已经不够了,我们不是光参与,我们是倡导者,是行动者。这样说下来。从问题的定性,这个问题和我们自身的联系来看,和环境、经济的联系。
和环境的联系,巢清尘主任会说到,她们是行家,气候变化是科学事实,我个人虔诚地相信,第一它变了,第二有广泛的、全面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不可逆的,如果一旦全球气候出现问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我们是在同一个诺亚方舟之上。而且有科学事实证明,极端的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从历史而言,最近的几十年甚至可以说七八十年来以来,至少我看到的资料,IPCC评估的结果,应该说上升了,造成的损害也在上升。试想全球的极端气候事件上升,中国占全球人口17%左右,国土面度960万平方公里,是我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受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有人说自古有刮风下雨,有洪涝灾害,非说是气候变化,我只能说频率上升和气候变化有关。这个方面,巢清尘是行家。凡此种种,气候变化跟多少太有关系了,跟我们的前程、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安全,跟我们子孙的福祉、当代人的福祉都有关系。
(图)我们把世界主要经济体百多年来的人均排放,横坐标是收入水平的变化,人均GDP我们归纳到一起,这是美国的线,这是加拿大的线。虚线这一块是欧盟的线,日本的线是蓝的。黑的是德国的。我们有两个基本的启示,第一个启示:任何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人均排放峰值,然后下降。这是第一个,有峰值。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峰值来的水平不一样,而且整个轨迹高低不一样,也就是说,达到同样或者相似的收入水平、发展水平,你可以有不同的绩效,美国很高,人均22吨的峰值,德国当时接近14吨峰值,欧盟平均水平在10吨多一点,日本比较多。我们分成两大基本的现存发达国家的轨迹模式,第一类就是美国模式,第二类是欧盟、日本模式。为什么欧盟、日本模式人均排放基本上是美国的一半,也就达到这么多收入水平了?这是令我们深思的一件事。当然我们进一步做了分解,看了影响因素,发现能源我结构对这个区别有影响,然后是能源强度,也就是单位GDP的能耗对这以后这件事有影响,还有收入水平的构成。还有人口城乡分布、收入分布对这个有影响。这是深层的分析。
我们人类发展的创新,是从这个实证的数据分析受到启发得来的,我们进一步概括,概括成这样一条线,这是在环境经济学里叫中间曲线。当然在学术里面有很多争论,但是假设在碳的问题上,依据刚才说的实证数据是成立的。中国、印度发展中国家在哪儿?我们在这儿,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他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了,我们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人说中期、中后期,但还没有完成。
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气候是这样的,需要变化,需要采取措施,我们不能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那样肆意地排放,我们有制度的约束,有了碳预算的约束,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我们峰值来的要比他们早、比他们低,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能够保持它的安全,保持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受影响。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课题,前无古人,我们要找出一条新路,这就可持续发展路径创新。我们要定《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希望全球能够走上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这个新发展路径有两个含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含义不相同。对发达国家,美国在这里要急速地下降,欧盟、日本同样,都要急速地下降。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提一个要求是不能跑到美国的那条线上,甚至于不能跑到欧盟、日本那条线上,要求你在他们下面,但有一个前提,我们的收入在往前跑,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公平、所谓平等是要求大家都进入到富裕的社会、繁荣的社会,都有基础社会,大家都很安全、很有尊严,这是我们追求的。所以咱们要干的事,即我们的轨迹将来是要在这底下走,打通这个轨迹,这是人类发展的创新,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
这时候回到中国提出的目标,一般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两万到两万五千美元时,才达到人均排放的峰值。但中国自主贡献的峰值是2030年前后,2030年前后,大体上是什么?一万四到一万五的范围左右,也就是说没有等到两万五千美元达到峰值,我们提前达到峰值。峰值水平,欧盟是10吨,是美国的一半左右。我们的峰值水平,尽管政府公布的目标没有峰值水平,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意见太分散,很难归纳出一个意见来,但是根据我们自己团队的研究,峰值水平如果能控制在8吨、9吨最好,绝对不能超过10吨。这种情况下,中国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创新大事,这是中国的一次创举,即带着14亿的人奔完小康,奔第二个百年梦想,大家越来越富裕,我们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会稳步上升,城镇化也不断地完成,但同时,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没有超过欧美在历史上的水平,比他们做的还好。这是我们的雄心。
顺便说一句,你们媒体朋友特别注意这次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出现昙花一现的雄心联盟,其实那个联盟什么也不是,以后不复存在了,在谈判过程中根本没上台面,你们不用花时间、花笔墨说这个事了。我当时听这个消息,第一没时间管这个事,第二个有雄心的人都会好好地谈判。说到雄心,我们是最雄心的一个国家,最真心实意地推动绿色发展,我们干的时候的垫起脚来干事,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既有远大的理想,要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又脚踏实地,这是中国的目标,这个是我们整个考虑国际气侯进程、全球气侯治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花了很多时间,没有去谈巴黎那个协定。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讲清楚,大家考虑《巴黎协定》,去说那件事情,我认为是一点皮毛,抓一点花絮。我个人的主张是从根上,从问题的本质上探讨。
下面我利用剩余不多的时间,回到《巴黎协定》的内容。《巴黎协定》是巴黎气候大会成果的一部分,这里我列了六件事,前面领导谈到的第五件事非缔约方利益相关方。今天在座的企业比较多,特别讲一下,其他的就不一一去讲了。国家自主贡献的事,前面我讲了峰值很多,时间关系不多讲了,但我讲讲非缔约方的相关方。说到这儿,我刚才看到logo——气候官。明年年会上可否加上一个字,叫气候官民,因为巴黎大会开了,有非官方的组织。官民一体、官民结合、官民的合作伙伴,我建议把“民”加上,因为民营、私营部门的作用在这次大力大会上的决定里得到突出和强调。
而且巴黎气候大会前不久,在11月中旬时,比尔盖茨到北京来,游说各方,找中国企业、政府、专家,我们打算联合十几家公司搞几十亿美元,跟政府合作,让政府增加研发投资,中国政府响应了,支持了他,克强总理接见了比尔盖茨,而且他们搞了一个活动,民营部门私营企业家主动出一些钱,几十亿美元不算多也不算少,能干一点事,而且他们注重与新能源的创新。当然比尔盖茨先生给我们讨论了半天核能,核能是选项之一,但不是唯一选项,可再生能源、节能都要考虑,但因为他本人的经历,很注意创新,本世纪末完全没有再生能源了,完成是创新能源,讨论核电、核能,非常有激情。但在这次正式的政府间的谈判,政府间的协议里,把非缔约方的作用予以肯定,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也包括媒体,所以这里面大家确实有很多参与的机会,我择要说一下参与的机会在哪儿。
巴黎气候大会有30页的文件,第21页一行半,大家可以慢慢看,联合国网站上六种文字,大家愿意看哪种就看哪种,都已经发表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巴黎成果是《巴黎协定》。《巴黎协定》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公约,是在公约的框架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这次讨论巴黎大会的问题,从政治上、经济上讲,但讲到全球治理时,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各个国家的责任怎么定,各个国家的话语权怎么如何,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如何,为什么世界的政治家这么热心于这件事情,谁心里都是明白的,奥朗德、奥巴马花了这么大功夫,结果习近平主席为中国人民也花了很多心血,给中国定位,去筹划中国怎么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容很多,《论全球气候治理》我们谈到全球的政治、经济、安全治理,当然也包括环境和气候治理,这涉及到各个国家的责任,定位是如何,话语权如何。这次《巴黎协定》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全球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有深远意义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在未来的几十年来,当然,围绕这个问题在争论,还会继续长期地存在下去,甚至于非常激烈地争论。但是这次作为全球的协定,我们坚持住了这一点,来之不易。曾几何时,2012年刚刚开始开启《巴黎协定》时,否定、淡化供需原则,是不是阶级斗争那根弦绷的太紧了,是不是你们太注重这些事情?那么今天大家还提出,这个事儿还坚持得住,坚持不住啊?你为这个事儿跟美国人争,值不值得?跟那些发展中国家,跟他们搞在一起,甚至还有人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词。我想今天巴黎成果尘埃落地,持这些观点的人士应该反思世界的现实是什么,世界的格局是什么,世界将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巴黎大会发出了很丰富的信息。
我想有有一句话,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中国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世界气候治理的走向和意见,在这里得到了肯定,得到了坚持,在持续几年的争论中,发达国家翻过那一篇,《巴黎协定》嘴上不那么说,心里想的是要跟公约拉开距离,中国很快和美国要一样,历史排放不要提了。但今天要提,《巴黎协定》规定了这一点,依然要在公约的原则和条款指导下增强行动,这点是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其他更详细的内容,我不全部讲了,没有时间。但是我今天面对很多企业人士,我想特别讲讲第四点:国际合作机制。这个机制将来还会存在,但是会发生变化。大家去读一读《巴黎协定》专门有一段讲,在第四款里讲到,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时,可以有国际合作。就是说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完,可以到别的国家,把他的给我转让过来,他的减排成果。当然这种转让没有白转让,得花钱买或者你得去投资,或者给技术等等。这是一种市场的方法。不过还规定了非市场的方法。有了这个法律基础之上,可以想象假以时日,现在习近平主席2017年要建立全国的碳市场,欧盟已经有EOETS(排放交易系统),美国的加州是世界第八或者第九大经济体,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在搞联合的碳市场,这个对全球的贸易里增加了碳贸易选项,这种选择,这次加强了多边法律基础,这个提请企业人士都关注一下,对搞碳市场的同志和碳资产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但万里长征是第一步,得一步一步地走,得有政策铺路。《巴黎协定》之后会系列地做。
重要的含义和影响,第一,我们要认清一个大势:低排放的发展,这次谈判用了一个词,发展路径创新的方向确定了,发展创新的政治意志形成了。今后的峰会,可持续发展路径创新要摆到更突出的位置上来,如果大家想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论述,我希望我们那本书对他能有贡献。然后CDBR大格局已经确定了,这个里面我举个例子,在资金责任这个地方,公约写了一句非常强烈的话,叫发达国家依然赋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赋予那个法律责任,向法律中国家提供资金。大家试想,如果没有共同代理区别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出钱,有了这个责任,那就是他的法律责任,这就是基础。
有人老问政治意识性问题,CDBR不是纯粹的,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中国有出钱,在公约框架下,中国应该是一个受资国,没有责任出钱,有权力去拿钱。当然我们说,这个钱,发达国家给的太少,不去和那些小国争这些钱,这是中国的姿态,但不应该放弃道义和法律的责任。离开法理的基础,我们有另外一个法理基础,就是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我们愿意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兄弟们,这完全是两回事,要严格地区分开,是两个轨道。而且中国从自身立以来讲,应该出这笔钱,从国际义务、我们对世界负有的责任来看应该出这笔钱。自身利益是什么?我们海外投资,大家数一数,累计已经接近一万亿美元了。你在海外投资,你大量旅游者出去旅游,你在外面不铺铺路,不花点钱,不是搞点市场调查,不去跟当地搞好关系行吗?况且我们有国际的责任、国际的义务,中国致力于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所以要出这笔钱。这是我次尤其说供需原则的重要性,坚持公约精神的重要性,长期目标的设置。但是这次长期目标,说完1.5度后,说完下半个世纪的碳中和以后,依然坚持发达国家的援助目标,要跟上去,承诺方式等等。
中国的战略转身,本身不用我多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创导者、建设者,中国做了很多工作,去斡旋去促进。最后有一个缔约方不同意,法比尤斯急了,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了,现场非常紧张,找谁?找解振华先生,解主任在里面穿针引线,做有关的工作、沟通信息。中国有这样的定位,是中国的自豪和中国的自信。最后把这件事摆平了,通过了。法比尤斯经常到中国那里去,交流得非常频繁,我们中国代表团天天有协商、有协调,在过程中,大国、小国,中国在里面穿针引线,忙得不亦乐乎,中国是里面的建设者、促成者、助推者。
这次我为什么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次大练兵,也是一次大的实践,为我们参加其他的全球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本身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中国在里面功不可没,中国的智慧、中国的行动、中国的担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西方媒体不会说这个事,我希望中国的媒体把中国的功劳说一说,西方的媒体就说法国怎么做的,我们尊重和欢迎、承认法国的贡献,没问题,法国做得非常好,奥巴马总统第二天也出来讲话了,我们就说欢迎奥巴马总统跟我们合作。而且这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布置、法律方式的安排,即决定+协定的安排是照顾了美国。但是讲贡献,中国的贡献,自己的媒体要谈。
最后是谈判过程的启示,把握方向,坚持原则,我们的定位是发展中大国的定位,大国外交和广泛参与的辩证关系的把握,还有选择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统筹,外面效应,即我们的话语权和形象在这里面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总而言之,巴黎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经过争论、辩论达到了合作的目的,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里面有很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值得进一步发掘,希望和同事们一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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