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密探灵灵狗》剧照
文/羽戈
我写过一篇谈奴隶与自由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段子：
话说清朝末年，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贵国的太监制将健康人变成残疾人，很不人道。”还没等皇帝答话，侍立一旁的的贴身太监姚郧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典，奴才心甘情愿！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有人曾费心考证，查询从1844年到1912年法国驻华使节名单，确认并无罗杰斯其人。其实从太监的答语，便可知这是今人的戏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不过这则戏说，相当合理，对太监形象的刻画惟妙惟肖，对太监心理的洞察深切入骨。有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恰可作为段子的注脚。
有人读后，问我“皇帝不急太监急”这句老话源自何处。我一无所知，只好问百度。搜来的答案，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源于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这一则“敬事房太监之职务”，虽是古文，却不难读，兹录如下：
敬事房太监者，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与后交，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若幸妃之例则不然，每日晚膳时，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书姓名于牌面，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或十余牌，或数十牌，敬事房太监举而置之大银盘中，备晚膳时呈进，亦谓之膳牌。帝食毕，太监举盘跪帝前，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属意，则取牌翻转之，以背向上。太监下，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届时，帝先卧，被不覆脚。驼妇者脱妃上下衣皆净，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于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
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圆明园，则此等仪注皆废，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所以帝皆住园时多，必至年终始回宫，一至二月中，又幸园矣。觉罗炳半聋为予言。
炳言此犹沿前明宫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遂因之。
一说梁溪坐观老人是安徽桐城人、书法家张祖翼，待考。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书名“野记”，不免给人以野史之感，于是他在书前例言郑重声明，此书所记无论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不为凿空之谈，不作理想之语”；“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或某人云”，以示出处和真实性。我记得书中最著名的一则，写彭玉麟劝曾国藩造反，这等秘事，本无对证，作者生怕读者不信，声称曾国藩读到彭玉麟寄来的那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之时，其亲信倪人垲在侧侍卫，恰巧见证，后来倪人垲将此事说与欧阳润生，欧阳润生再告诉他。言之凿凿，有板有眼，且如欧阳润生，史有其人，不由读者不信服。这则谈敬事房太监，亦是如此，梁溪坐观老人表示，轶闻来自一个叫炳半聋的觉罗，觉罗是清朝的皇族，与宫闱接近，正适合作为爆料人。
不过这则轶闻，并未明言“皇帝不急太监急”。倘将其主旨归结于此，则与今人理解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相去甚远。今人所云，无疑在嘲讽太监的奴性；《清代野记》所载敬事房太监总管催促皇帝结束性交，高喊“是时候了”，属于工作需要，恪守本分，并不值得过度非议。
所以我怀疑，“皇帝不急太监急”的说法，古时并无成例，纯属后世附会，其意不在吊古，而在伤今，讽刺那些先主子之急而急、先主子之忧而忧的奴才。这样的奴才，不独太监一种，只是在太监身上，先意承旨的奴性表现最为鲜明，拿他们作靶子，不为冤枉。
所谓先意承旨，亦作“先意承志”，出自《韩非子·八奸》：“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这四个字，充分呈现了汉语的精致，用来形容太监的工作，无比真切。
说起来，这代表了做奴才的最高境界。相形之下，低级奴才，犹如鹰犬，任主子号令驱使，对主子惟命是从，主子叫往东绝不向西，主子叫打狗绝不撵鸡；高级奴才，其奴性则具有一定主动性，不是被动做奴才，而是主动做奴才，想主子之所想，急主子之所急。主子内急，还未吩咐，他便端来马桶；主子恐惧哪个人，还未表现在脸上，他便对其人痛下杀手，令主子高枕无忧。
除了段子里的姚郧公公，再举两例。一个出自历史：做《封禅文》献给汉武帝的司马相如；一个出自小说：《琅琊榜》中揣摩梁帝心思而构陷、清洗赤焰军的悬镜司首尊夏江。此二人，皆是先意承旨的模范，尤其是后者，给人的印象，不是太监，胜似太监，他的恶行，可谓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最佳诠释。
反观现实，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以我的生存经验，这世上最难打交道，最喜欢摆谱、耍横、刁难民众的人，往往不是权力者本身，而是他的秘书、助理、司机等，这些人的言行，大抵可归入先意承旨、“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精神谱系。
我曾采访一位局长，访谈之前，其秘书千叮万嘱，这个不能问，那个不能问，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总而言之，不要让领导为难。实则采访之时，局长谈笑风生，思想开明，不仅敢于批评，还敢于自嘲，后一点相当难得。后来我把访谈稿发给他们审核，秘书大笔一挥，把局长所言的精华删除殆尽，并美其名曰“替领导着想”。我忍不住问他：局长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一脸不屑，说老弟你不懂，我们的工作不但要想领导之所想，还要想领导之所未想！
由这个故事，回头再说“皇帝不急太监急”。为什么皇帝不急呢？皇权时代，皇帝乃是九五至尊，大权在握，予智予雄，予取予求，对于批评，爱听就听，不听何妨，反正无损其分毫，故而不必着急。太监则不然，他的饭碗，由皇帝赐予，尽管同时被去势，他对皇帝，却无仇恨，唯有感恩，当皇权被质疑，皇帝被非议，他必定着急，急赤白脸，怒形于色，这未必是作态给主子看，而关乎他的饭碗。说到底，皇帝可以不在乎其权力与颜面，太监则必须在乎。这正可以解释，太监何以为太监，奴才何以为奴才。
如果把皇帝与太监视作一对政治隐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一规律，几乎适用于所有专制权力体系。在此体系之中，最善于作恶的那些人，做起恶来穷形尽相、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那些人，以及为维护体制而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些人，未必是最大的权力者，而是处于权力中层、基层的爪牙和喽啰。所谓先意承旨、急领导之所急，甚至急领导之所未急，不仅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是立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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