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我尽量提供信息 对即兴评论很戒备
“我尽量提供信息，对即兴评论很戒备。”
——我不太敢对没有下工夫采访的事儿评论，越来越不相信人在一个事件刚发生时能够得出明确的判断。在心里反反复复打过滚的那种信息和人的交织，才能建立对事件的基本理解。不要追求新闻表现的戏剧性和张力，要更平衡、公正地服务于人与事。
记者：你怎么看待即兴评论？
柴静：我不太敢对我没有下工夫采访过的事儿发表评论，因为事件中的人物很复杂，如果很短时间能写出一篇振振有词的评论，我会猜疑自己是不是太主观或武断。轻易就能下一个评判，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信。我对即兴评论很戒备，对突发情况也很少用评论或串场的方式。要沉淀一下才好。即使有一个判断，也不用说出来，观众的智慧绝不逊色于任何主持人或记者。你可以尊重他们了解知识的欲望，尽可能地满足他们，但绝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现在我做《看见》时，在演播室里慢慢有了一个转变。以前我写评论时，觉得这是对主持人角色的要求，非得有个判断不可，但现在，即使是要求主持人对着镜头说一段话的时候，我也尽量通过这段话来提供信息，让观众得出自己的判断。
记者：《看见》被视为“中国版的《60分钟》”。那美国版的《60分钟》栏目对你有影响吗？
柴静：《60分钟》曾经对我很有影响，我也曾专门写过唐•休伊特。他的书我都看过，能找到的节目我也都看过。通过采访来讲故事的技巧和诉求，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不过我们现在与《60分钟》有些差异了。因为他是在美国商业电视强力发展阶段兴起的一个人物，他对于商业电视的发展规律摸得很透，他提出的是“让新闻带一点娱乐化”的概念。接近红线的地方，他用脚碰一碰而不迈过去。唐•休伊特和华莱士都是很有色彩的人物。华莱士的采访进攻性更强、问题强悍，戏剧化、好看。我也学习过，但是我希望自己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不要去追求新闻表现上的戏剧性和张力，而是更好地服务于事件，更平衡、更公正地对待采访对象，不把戏剧性当成最高诉求。我更喜欢的新闻人类型是克朗凯特那样的，他有非常好的写作能力，但他拒绝了电视台给他的每天5分钟评论时事的机会。他说“我不能一边做头条新闻报道，声称自己没有偏见，而转头就开始评论，这对观众来说是不可信的。”尽量恪守不要同时兼任报道者和评论员的角色，他的信条是“事实就是如此”。
“写博客我有很大的乐趣，甚至欲罢不能。”
——博客能沉淀思想、回归理性，能促使我停下脚步更多地思考来自观众的建议与批评。我把网友的建议当成职业中最重要的东西。
记者：你坚持写博客，并定期更新。在这个“微博客”盛行的时代，更多人弃“博”而从“微”。你写博客的动力是什么？
柴静：不能说我“坚持” 写博客，因为写博客我有很大的乐趣，也是一种思维训练。一个念头刚起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里面是不是掺杂了情绪和比较肤浅的表层反映，就想放一放，沉一沉。写博客是一种很好的沉淀思想、回归理性的过程。尤其是写得比较长的时候，一种反观自身的感觉就更加明显，有时候我写一篇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这样比较负责任吧。另外，博客中有很多观众的留言，我也有机会慢慢想一想，去回复他们。博客是观众评论的平台，能促使我停下脚步更多地思考来自观众的建议与批评。有时候说话太快太急，比较容易出纰漏。我比较害怕我草率，博客能让我更平实一些吧，尽量不被鼓动说不负责任的话。
记者：寻求事实真相，打破人们的怀疑，呈现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后，作为记者的使命就基本完成了。而你在节目播出后并不画句号，而是与观众不断互动，对网友们提出的建议与疑问不厌其烦地回复。
柴静：从最初做广播到现在，差不多20年时间，初衷就是为了观众。我在广播电视的平台上跟人交流，为他们服务，做节目不只是满足我的个人欲望，而是要服务于大家。新闻发生后，我有责任去满足他们欲知而未知的愿望，对他们的意见，我当然会重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受到感动。有很多留言写得很专业。如在《99%对1%的拆迁》中，有人说，在节目里，人数是可以计量的，那能不能在99%后精确到小数点？他说，你们在节目中呼吁理性和准确的表达，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节目自身做起？我把诸如此类的信在全组传阅，把观众的意见拿出来分析。看完一期节目后，有些观众对一个画面、一句提问、一个表情会有更好的建议，我会留下来，想一想，是呵，他们对。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珍贵的了。我把这当成职业中最重要的东西。新闻工作劳动强度大，有时候也有疲劳，但每次看到观众对于节目的反馈，就觉得不敢怠慢，因为有人跟我共同关心这件事情，毫无功利目的，纯粹是因为事情本身，那么我也就有了让自己更好地为这件事情服好务的动力。
“在书中我对‘看见’有一个定义：在蒙昧中睁开眼来。”
——希望不要“看不见”，不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装着看不见，或看的时候带着情绪。从中国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带着泥土的养分，和大家同在。不管媒体怎么改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记者：谈谈你的书吧。《看见》因何得名？如果说“新闻”的“闻”是“听说”，“看见”是否有一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涵义？用镜头记录还是通过记者的眼睛来“看见”？
柴静：“看见”这个名字是我们主编王开岭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名字有一种挺好的滋味儿在里头。在书当中我对“看见”有过一个定义：“在蒙昧中睁开眼来”。当然，主编和制片人有他们的理解。不过，我们都希望站在这个词反义词的对面，不要“看不见”，不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扭过头去装着看不见、熟视无睹，或看的时候带有强烈的情绪，那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说到底，是希望用一种求实的态度，诚实地去看，去记录。诚实是我们栏目的自我要求。
我的书名也叫《看见》，不是因为现在主持的栏目原因，而是出版社的编辑最初提议这本书名叫《我看见》，后来我觉得把这个“我”字拿掉显得更精练。这样一来，书名与栏目名重了。当然也是一种暗合和契合吧。
其实这本书的内容跟《看见》栏目的内容关联性不大，因为写的大部分是我在《新闻调查》时的经历。我想说说为什么离开“调查”来到“看见”。可能多多少少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在气息上是很相似的，如制片人李伦、主编王开岭、范铭、郑波、金辉等人。我们身上都有一种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愿意待在一个角落里头琢磨点自己的业务，怎么提问，怎么编辑，怎么用镜头，怎么写解说，平常我们互相之间都不需要沟通太多，因为各琢磨各的，但骨子里的价值观差不多，待人的方式也差不多，我们之间的合作成本、沟通成本最低。团队定下之后，我们的栏目就像一条河一样，河岸不由我们决定，有时候会碰到峡谷，碰到平原，会有跌宕起伏，但是河流本身从不改变。它一直是顺着10年前我们从已故评论部主任陈虻那儿汲取的养分汇成的小溪流淌下来的，对人对社会保持关切。他告诉我们要进入生活，不要脱离现实。我们希望这是从中国这块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节目，和大家同在。
记者：《看见》是一档颇具深度的新闻专栏。有人认为，深度专题栏目是电视对抗网络等新媒体的法宝，你这样认为吗？
柴静：可能在我看来，媒体之间用不着对抗，他们本身的内在属性是一致的。我记得两年前在美国与媒体同行讨论，他们预言10年后报纸会消失，新媒体会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影响，同时认为，不管媒体怎么改变，好的采访者永存。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媒体平台上，你的采访本身能挖出的事实的精确、缜密，对人和世界理解的深入和丰富，这个判断标准是不会变化的。我们栏目用不着跟谁竞争，也无意于跟谁比较。面向自己，突破头脑中的心智局限，在局限中试图透视得更深些。这就是新闻杂志类栏目存在的价值。
记者：《看见》一书发行短短一个月，三次加印，出售了150万册，创造了一个媒体人出书的奇迹。你觉得大家喜欢该书的原因是什么？
柴静：你可以去看看评论或是采访一些读者，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考虑这本书出版之后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只是尽可能诚实地写。前10年毕竟有幸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从中国这块土地里长出来，一枝一叶上都带着土壤的养分。在写的时候只是只言片语，只是一棵大树上的某些枝叶，但因为土壤中的某些养分聚在这儿，所以读者能感觉到吧。
很多看这本书的人跟我说，非典时期他们还是上初中的孩子，没什么感受。在书里，我提到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坐在台阶上任泪水长流的情景。前两天收到一封她女儿写来的信。那会儿她才七八岁，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说当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能陪伴自己，而她妈也从来没给她讲过这段往事，从我的书里才知道她妈当年做了些什么。她说谢谢我记录了这些。我想一本书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作者是谁，文笔如何，而是尽可能诚实地写出这个人看见的人和事，使生活在雾霭里的人不会觉得太孤独，有人与你同在。我觉得这也许是我和读者之间的一个联系吧。《新闻战线》记者 杨芳秀 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