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2013年11月15日下午，新浪传媒论坛第九期《媒体如何保证商业报道的公正——陈永洲事件的启示》在北京新浪总部举行，论坛就“媒体如何保证商业报道的公正”“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媒体如何自律”三大主题展开了讨论，以下“主题二：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存在的问题”部分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杨老师和马老师已经顺利把话题引入到第二部分内容，媒体在监督报道中间存在着一些问题，关于监督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的故事和经验和我们分享一下。

　　赵勇力：前段时间，报社里面贴了一个通知，应该说是一个表彰，表扬关于一篇环保监督报道的一个记者，这个记者报道河北某地一个公司污染的问题。报道之后，当地政府找到这个记者吃饭。并给了2万块钱。同样，后来这个记者把2万块钱给到领导。就像刚刚马老师提到的问题，同样，在我们报社，记者采来的稿件，如果要登出来，必须要经过编辑部的把控，会质疑很多问题。把控时要问你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个编委有一个要求，如果遇到我刚才提到的“被公关”这个问题，如果你搞不定就交给报社，交给领导，领导帮你处理，同样这个钱就退给了这个公司。

　　其实每一次报道，只要是涉及监督，时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避免？首先从制度上，我们报社内部有一个相应的规章，这些问题在出现之前就可以全部避免掉。比如我们采访当地出现的问题，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进行采访，我们要听取各个方面的声音，不能在报道当中，只有当地政府或者其它方面的声音，或者是村民的声音。当然，任何一家媒体都会在一些细节上存在问题，譬如。采访不够深入，用词不够准确，逻辑需更严谨一些。但大的方面，我们没有出过问题。

　　杨中旭：2008年冬天，我开车到北三环的马甸桥，突然接到一个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有一家行业报，在新疆有一个记者站，频繁报道这家企业新疆分公司的一些事情。老板问，这意欲何为？我说很简单，目的在于广告，老板恍然大悟。大概两年以后，这个企业上市了，有一家知名的财经媒体又连续报道这家公司的事情，老板又给我打电话，说又是怎么回事？我说是不是没有给这家媒体公关费用，对方说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2008年的那家媒体，是计划体制下的媒体，我们都知道计划体制下的媒体怎么生存。在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的国度里，这样的媒体一定早就死掉了，但是在我们这儿活得好好的，因为有计划经济的垄断。

　　第二，2010年那家媒体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媒体，是不是意味着这里边有一系列的利益链。

　　徐迅：关于公正性的问题，我听了以上的发言，有点心得，当然和监督也有关系。比如有些记者对记者这个职业定位的认识，可能没有更多职业的追求，这是个人的问题。我做过20年一线的采编，当记者出身，当一个好的职业记者是我自己的一个追求。我觉得这个职业，如果每一个人在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他自己的内心是出于对这个职业本身的魅力的追求，比如说这个职业可以追寻真相的魅力，把一个真相逐步逐步地揭开；再比如说这个职业铁肩担道义的魅力，用批评报道来匡扶正义；还有这个职业作为观察者的魅力，不直接加入人间的肉搏战，而是很超脱地观察客观现象，并且可以把它准确的报道出来，等等，都是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如果不是奔着这样的一种职业追求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而是考虑其它的，比如说金钱，那你去做生意好了；比如像我学法律出身，我去当律师好了。普通的记者有可能会成为名记者，有可能影响非常大，但是他没有权力。诸如此类。也就是说，记者不是一个可以大富大贵的职业，所有的业者入行第一天就应当明白。如果对自身职业的定位，在起点上就有点不那么纯粹，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记者是困难的。因为确实是有这种现象，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歪打正着地进入这个队伍里，干了几天，然后说没想到这个饭碗还行，这个月一算收入，得了几个红包，还行，这活还能干，这种职业定位就很危险。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公正都寄托于个人道德定位和追求上，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所以，一个媒体内部，比如刚才马国英谈到，如果在内部是“两不分”的，也就是新闻传播与广告传播不分、记者队伍与广告队伍不分，为什么这个记者站老跟一个企业过不去，目标是要钱，为了拉广告，那他到底是做内容的记者，还是广告部的工作人员？两不分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利益交换，就是拿稿子来换钱，或者拿钱灭稿子，或者拿钱推稿子，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就是媒体内部管理上的问题。

　　好在这种“两不分”的问题，大多数的媒体比较快地解决了，要不然还不知道得掉进去多少人。因为你如果在“两不分”这样的节构里处于中间环节，我是做过编辑部主任的，你要不去搞钱，上边不容你，下边也不容你。你要想当一个好的职业记者，一个好节目的编辑部主任，你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你没完成任务，任务是什么？除了办节目，还要挣钱，拉广告，拉赞助，那太糟糕了，如果你靠自己的道德信念来支撑的话，坚持不了多久。当然，更大的制度是一个合理的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还有合理的退出机制，活不下去就别活了，死了算了。要是总想不如赖活着，赖活着就一定得干坏事，不能成为有公信力、有专业标准、受人尊敬的媒体。所以，该淘汰的就得淘汰，勉强活着就一定会有歪门邪道。

　　农涛：我们国家的媒体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那个年代，产生了很多条条块块的媒体。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应该讲在很多领域已经逐步走上或者正在走上市场的道路，我们媒体可能在经营上面有走市场的概念，但报刊的出生、管理以及退出体制，还是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当然这必然导致有很大的矛盾。

　　事实上我们作为行业的监管部门，绝不会因为一张报纸有什么样的负担而让它继续违法地活着。只要我们抓到证据，绝对是严肃处理。应该讲最近几年以来，我们每年撤销的报纸几十家，去年是40多家，今年也是40多家。当然大部分是因为办不下去，我们强行让它退出来。当然还有少数因为违法，比如今年上半年，《购物导报》的记者在江苏连云港违规设记者站从事违法活动，报社也获得违法利益，最后被吊销。这两天我们正在处理《中国特产报》，因为报社和记者的违法违规问题，也将被吊销出版许可证。这些报纸都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自己失去了行业基础。

　　从长远来讲，报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有待于整体改革推动报刊的结构调整，仅仅靠几家、几十家逐步退出，也很难改变报刊现在的格局，很快要通过下一步报刊的改革，和报刊的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逐步淘汰弱势的、没有市场竞争能力、资不抵债的报刊，把报刊的资源集中在有能力办好报刊的单位去。

　　当前，媒体在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多。一个是媒体存在监督不够的问题，有数量不够的问题，也有角度不当的问题，也有范围不广的问题。现在有的媒体集中在某一个企业去反复监督，这种做法有问题。

　　第二，监督不准确的问题，内容非常不准确。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很多监督，大家认为是那个样子，但实际上细细去研究，可能真实的情况还是那个样子。

　　第三，滥用监督权利的问题。滥用监督权利的问题，包括有偿不闻、新闻敲诈、有偿监督，在陈永洲案件中，陈在电视视频上讲，中间人给钱，中间人是谁？这里头必然有一个人做请托。当前，媒体滥用监督权利的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过会之前的那个阶段，一些财经媒体，就像苍蝇一样盯住这些公司，这些公司为了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就用利益来交换。

　　在陈永洲案件当中，他在向证监会举报后，证监会进行了核查，并且反馈给他本人。当前，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不够，没有适应信息公开的要求。现实中，需要媒体、企业、政府包括社会各界大家共同努力来推进社会进步，这个目标大家应该是一致的，而且是有共鸣的。

　　主持人：那么也请农处多来参加几次传媒论坛，传媒论坛里有很多传媒界的业内人士，可以达成一个更好的沟通。

　　张继伟：关于商业报道公正性的问题，刚才几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

　　就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存在的问题，讲一点自己的感想。中国现在转轨时期，一方面，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候，因为你报道的题材特别多，写不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媒体也并没有身处于这个社会之外，同样也受到了转轨社会不正常因素的影响。所以，现在媒体在做监督报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本身也是社会环境的折射，和其它各个行业的问题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大家刚才也提到了，像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有偿监督，这种现象在监督报道领域并不是少数。这说明媒体在失序的社会环境里，产生了大量的套利空间。我们需要思考这个套利空间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大概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是媒体报道的对象存在着太多的瑕疵，它们的行为处于灰色地带。以至于你去报道它，哪怕你做了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甚至有违法律的事情，对方不敢跟你当面对质，不敢把这个事情公开化，这样就提供了“黑吃黑”的土壤，使得媒体的犯错成本比较低。

　　第二，我们的司法环境本身也不完善，司法的缺失导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处理，最后不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即谁是谁非，来奖善惩恶的。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最后不了了之，调查到一半就到此为止，有时甚至是反过来，是奖恶罚善的，这样的司法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监督报道提供了激励机制和寻租空间。

　　第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信任问题，即使一个媒体的报道是出于恶意，甚至严重违背了法律，因为它扮演的是一个监督的角色，也往往能够获得公众的支持。因为公众不是来看这个事实本身是什么样的，更多的关注你的报道对象有什么问题，大家比谁更差。如果对方恶更大，就可以把火力点转移开。这样确实对媒体的生存环境、文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特别同意杨总讲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只去纠正一方面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财新传媒的主编王烁在陈永洲事件后发了一个博客，谈得非常好，他说大环境确实不是媒体能改变的，但是小环境，也就是媒体自身的行为，是我们自身能够控制的。这种情况下，媒体强调自律，强调对自身比较严格的要求，可能是我们去打破信任缺失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比较好的起步点。

　　主持人：信任的缺失不是媒体的问题，也不是政府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信任缺失。曹保印是微博大V，也是著名新闻评论员，相信保印老师对商业报道和监督报道都有很大的体会。

　　曹保印：刚才主持人说的谁都不信，我个人倒觉得，谁都不信就对了。在这个时代，作为媒体人来说，就应该谁都不信。因为陈永洲这个事件，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陈永洲发表的那些报道中具体哪一些出了问题，有没有独立的机构来证明他的报道中有些确实出现了问题。假如这些都不能证明，恐怕对于公众的理解来说，陈永洲不仅仅不会成为媒体的一个不合格的记者，反而会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一个英雄，直到现在，无论是新浪微博还是别的微博上，依然有很多人将陈永洲的照片和其他一些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做对比，拿各种高官的审判做对比，最后只有陈永洲一个剃了光头。虽然光头本身是一个小细节，但是给公众传递的东西非常耐人寻味，尤其是在陈永洲事件出现以后，包括在被捕之前，大家都看到中央电视台在没有审判之前就已经开始播出相关的镜头，这一点挺令媒体人不寒而栗的。

　　我看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们也在这里，法律就讲究无罪推定，在法庭没有做出裁决之前，所有人都是无罪的。但是，当陈永洲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那么多媒体，以光头的形象出现，表示自己认罪伏法，包括陈永洲之前的那些人，其实也一样，这样公众就会想，他们就一定有罪。所以，媒体无论是报道什么，商业报道也好，监督报道也好，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中国现有的法律。如果连现有的法律都不能够尊重，公众不会相信你说的东西是有公信力的。

　　在陈永洲的这个事情上，为什么大家会谁都不信？尤其是不再信央视？我曾经发一条微博，央视现在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它的镜头一播，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有罪。就算他最终无罪，他也有罪。央视这样做，可能是上方的指令，才会这样做。否则，我不相信央视的制片人、编辑，水平达到这么之低。因为无罪推定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法制巨大的进步，原来都是有罪推定，把你抓来，你就是有罪的，司法机构寻找你各种有罪的证据。后来，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就意识到这样做和整个国际的法治精神不接轨，于是我们终于改了一个字，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疑罪从无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公民的权利，因为公民在公权力面前永远是弱者。

　　所以，媒体要做的，并不是为强者扩音，让他的声音更强，而一定是让弱者的声音也强起来。这个时候，公众就会觉得媒体是在主持正义。就算记者本人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对整个媒体的信任产生动摇。而现在，由于一个陈永洲，结果很多人对整个媒体产生动摇。陈永洲事件发生之后，对《新快报》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10月11号，我们的社长在新浪做访谈，有网友上来就骂，说，你们的记者如此之黑，现在到底是判了没有，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说，你知道的恐怕只有一个《新京报》吧，那不是我们，是哪家请你去调查。我们回答了他以后，结果这个网友又紧接着说，那你们跟农夫山泉的事还没了呢。我们又回答，农夫山泉起诉的也不是我们，也希望你去认真了解一下。最后，这个网友给了一个祝福，说，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有勇气发出新年社论贺词。好家伙，天下似乎只有一份《新京报》了。这样，你会发现，这看似是一个玩笑，但是，网友是在认真的提问，他是在认真地说。这只是一个提问的网友，至少他知道这几个事，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个事，于是，他们想把这些往你头上按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地往你头上按，无论怎么解释都不听。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在给一个学新闻的学生签名时，我这样写：无真话，不新闻。如果你不能保证你说的是不假的话，就不要把新闻发出来。说实在的，记者是吃青春饭的，相当于饭店的服务员，虽然国外的记者可以干到60、70岁，恐怕中国的记者很难干到60、70岁。在这样一个吃青春饭的情况下，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恐怕比记者挣钱多的岗位多的是，记者能够在今天坚守住，靠的绝不是多少钱，而一定是他的尊严，一定是他觉得自己的报道能够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声音。所以，媒体最终的呈现是靠具体的记者，但是记者能做到什么样，又和对媒体的监管，对记者本身的尊重，对记者的生活也好，其它福利保障也好，很大的呵护，有很大的关系。当记者看到其他的大学同学有房、有车，也娶上媳妇儿，嫁上老公，而记者每天早上天不亮去采访，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找不着老婆，找不着老公；好不容易找到了，还租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那个时候真的可能会受贿。我们真正保证商业报道的公正，保证媒体监督报道中让自己站得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我倒是觉得，除了媒体人在这儿讨论，政府应该给予媒体在法律上的更多宽容，更多豁免权，并不仅仅只是高官才会享有豁免权。另外一点，对于媒体本身，不需要政府扶持，无论是政治扶持还是经济扶持，而更多的是需要不扶持，但是要那么一点点约束。如果约束大了，不要说媒体没法谈创新，自媒体也没法谈创新。今天参加的也有总局的领导，我的自媒体就是被总局关了几次，最后终于被关掉了。我的自媒体CAOTV《保印说新闻》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通过一台摄像机，评论每天的新闻，只是如此而已。但是，他们却说，你的观点有问题，或者是说，某个网站你没有播放CAOTV的资格，所以你不能播出，等等等。你关就关吧，关了我也无所谓，我反而轻松了，可是很多网民就开始愤怒了，网民问，为啥要关，凭什么要关，等等等等。

　　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多一点声音一点儿都不可怕。如果真的在自媒体节目或文章中说错了什么，管理者可以给一些更多善意的建议，而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强行关闭，否则，媒体没有一个出口，自媒体没有一个出口，公众没有一个出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总得有一个出口，不是在这儿出来就是在那儿出来，怎么样让它以温和的、有建设性的、符合法制的，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有利的，又能够让整个社会有一种向上力量的，这样的出口出来是最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儿感想。

　　主持人：农处提到我们现在正在转轨中，步子慢一些，也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而且总局要不开个新浪微博，这样沟通起来更方便。

　　农涛：微博在我国当代社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很多时候，由于微博信息的碎片化问题，很多人通过微博看东西时没有认真看，没有仔细看到底讲什么，往往是看一眼就发评论，导致一些不准确的信息通过微博不断放大。我挺愿意发微博，微博是一个新的传播平台、新的传播阵地，应该通过微博传播社会正能量，而不应该成为传谣的阵地。当下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需要更多的交流，增进相互的理解。现在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仇官”现象，我觉得加强公务人员与广大网民的沟通和联系十分必要。其实，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群体是非常优秀的，他们为国家付出了很多，但在很多方面被社会所误解。我觉得通过微博加强沟通十分必要，但是公务人员通过微博说话往往被放大、被误读，导致更多的误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正在努力学好、用好微博，争取在新浪早日开通微博。

　　今天我们讨论的媒体怎么监督的问题，尽管在一个事件中存在很多不公正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个体或者群体也很难完全改变社会不公的问题，但很多事情都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做到公正，才能保证这个领域，这个行业，这个社会逐步的公正起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行业，在这个岗位工作，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的做到客观、公正、真实，每个领域都会逐步的好转起来。

　　主持人：我理解农处的意思，媒体人都是一家人，只要媒体人没有犯错，总局会力挺我们。

　　农涛：陈永洲事件我们也是很早的表态，我们对新闻媒体的合法权益是坚决保障的，对新闻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利的坚决保护的，对各种滥用新闻采访报道权利的做法也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的工作是一方面加强媒体的权益保护，另一方面是尽可能保证一个媒体、一个行业的规范发展。

　　曹保印：没有。但，比如像汶川地震以后，我们会组织对记者的心理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