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田沁鑫：我用传统反思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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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人要做事太艰难了，我借戏剧进行一种批判”

　　文/戴婧婷

　　田沁鑫 第5.5代导演

　　国家话剧院最年轻的导演，也是惟一的女导演。

　　1999年凭借《生死场》，30岁便夺得无数话剧大奖，在中国话剧界初露锋芒；

　　2001年以《狂飙》重新诠释红色艺术家田汉；

　　2003年与林兆华同时排演《赵氏孤儿》，两版迥然不同的风格交相辉映。

　　她的戏有着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用现代手法与过去对话，在对历史的个人读解中提炼雄浑的激情，她张扬原始的生命力，追求极致之美。

　　而对她的评价也呈两极分化：有人因为她大刀阔斧地引入电影的手法将她归于前卫，亦有人根据她对中国传统人文情怀的执着将她判定为保守。她背弃了中国经典话剧的表达模式，但那种老式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史诗情结又沉重得与游戏化的当下格格不入。

　　她和林兆华、孟京辉被视作京城话剧界的代表人物。她做着小众艺术的话剧，却喜欢大众文化的广告和电影；她试图跟中国传统“接上一口气”，却大量采用西方现代的表现形式。她的话剧透露着她那一代人的困惑与暧昧。

　　田沁鑫说自己迟早会去拍电影，如果她进入影坛，很可能属于中国电影界的第5.5代。中国文艺界偏好用代际作区分标志，尤其在电影界，他们热衷造就看似迥异实则相近的价值取向。中国戏剧界倒是很少有人会强调代际划分，田沁鑫是个例外。

　　田沁鑫将这一代人称作“夹缝中的一代”，认为自己的戏有着一个尴尬时代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尴尬烙印——出生于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没有红色经历，却沾染了红色激情；接受了传统人伦道德，却又体验了传统的分崩离析；目睹了国门洞开之后的天翻地覆，却因为少年的懵懂未能真正体会80年代的浪漫。她的戏正是无处不在地宣泄这种尴尬和孤独感的渠道。

　　近日，借其成名作《生死场》时隔5年再次上演之际，本刊专访了这个充满矛盾的女导演，了解了一个戏剧人真实的困惑与追求。

　　《生死场》根据萧红小说改编，1999年首演。五年之间，田沁鑫从初出茅庐的新人成长为国家话剧院的招牌导演，人的状态变了，戏却坚持没变。今日舞台上的《生死场》全盘保留了原版的面貌。

　　“戏剧是一种手段，我借这种手段来表达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戏和你其他的戏一样，给人感觉非常张扬，但似乎你本人在生活中很不一样？

　　田沁鑫：我平时比较内向，也不大爱跟人聊。所以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最真实的一面。我想做戏剧必须很纯粹，就是深挖自己，把自己的内心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最大潜能释放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戏剧是你宣泄这种内心激情的最好方式吗？

　　田沁鑫：如果我拍电影，拍的肯定也是我心中的戏剧。

　　戏剧是一种手段，我借这种手段来表达自己。我如果是一位会计或工厂工人，天天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那我内心的狂野恐怕就只能借在生活中闹事来发泄了。

　　中国新闻周刊：从《断腕》到《生死场》再到后来的《赵氏孤儿》，感觉到你的戏都有一股很浑厚的雄性力量，这样一种力量从哪里汲取的？

　　田沁鑫：其实我从小就挺烦那种抛头露面、四处蛊惑人心的张扬女人，而且我觉得那些女性的强者，尤其是在事业上特别突出的女人，生活中、感情上总是特不如意。但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人要做事太艰难了，我借戏剧进行一种批判。

　　很多人觉得我的戏不像女人的作品，这是因为我对男性和女性都不会将其本质化，对于他们的弱点都给予毫不保留的展示。最终的作品就很中性。我希望职业上被看作一位导演，不那么强调性别。

　　“我对人失望，对文化不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除了《生活秀》以外，都在与过去对话，是不是你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有所隔阂？

　　田沁鑫：对。现在的社会道德观涣散，正处在价值观念重建的困惑期，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来表现当下，只能表现出某种情绪和状态，做不出真正深刻的作品，而我可以用历史事件来观照当代。

　　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对当下生活产生观照。我还没有能力进行这种观照，我不能敷衍作品，所以我不做。有评论批判张艺谋，批到最后还是得承认“迄今为止没人超过张艺谋”，就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懦弱。什么时候也像陈凯歌一样博古通今能够做出宏大的史诗剧，那我们这一代人就成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都十分强调自己出生于60年代末的身份，为什么？

　　田沁鑫：因为我们剧院只有我一个人是60年代末出生的。而跟我一起做话剧的人基本都是这个时候出生，所以我代他们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充满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困惑，是激流暗涌的一代人。我跟孟京辉不是一代人，我比他小五年。我们是严格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所以身上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还在少年期，还不大明白。

　　很尴尬的一代人——我不信任西方文化，而孟京辉他们是信任的，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语录，所以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文化令他们感到震惊，能够真切呼唤他们的心灵感受。而我不能，我要拿出作品和西方平等交流碰撞。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赵氏孤儿》作为对青春的总结，为什么会做出“我是个孤儿”的惨烈总结？

　　田沁鑫：原来我们对老一辈很敬重，但是后来发现老一辈比我们更浮躁，他们内心的私欲也很强烈，感觉很伪善。这是颠覆性，甚至摧毁性的，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受到的教育不可靠，会特别茫然。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对老一辈的失望与你对中国传统的追索是不是有矛盾？

　　田沁鑫：我是对人失望，对文化不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怀有一种理想主义？

　　田沁鑫：我有为人传善的理想，不想专做那种只是个人化的作品。生而为人之道，在世为人之勇，在这种浊乱的状态下如何嫁接？

　　中国文化是不断流失、不断建立、不断在融合中演变，到最后找不到自己的根了，破坏性非常强。我想最后要回到感性的层面，做《赵氏孤儿》就是为了接上春秋时代的那口气儿。自辛亥革命之后西方实用教育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还有多少人有中国原始的精神？我想通过《赵氏孤儿》、《生死场》试探一下。我的戏剧理想就是对中国原创精神的追索，对中国表达的追索。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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