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张开济和他的“大师”

　　特约撰稿 李可

　　张开济原籍杭州，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英商公和洋行设计部和基泰工程司供职。以后，张开济在南京、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开济面前有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应其业主陈果夫之邀同去台湾，二是去美国留学──他已通过自费留学生考试，一切手续都已办好。然而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留在祖国大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张开济说：“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人生抉择，这是因为一个统一和富强的祖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另一个原因在于，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为爱情两次进京为事业三上北京

　　大学毕业后，生性独立的张开济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婚姻问题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何况，那时的上海，人们以是否穿西装衡量一个人是否事业有成，而老实本分的张开济总是一身素衣长衫，不入时尚，爱情之箭怎会向他射来？

　　一晃就是十几年，张开济的事务所渐渐有了名气，布衫顺理成章换成了西装，而他也是三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这时，一位学绘画的姑娘吸引了他的注意。然而，姑娘的父母安排她远涉重洋，出国留学，为此她先去了北京。张开济紧跟着放下工作，也到了北京。但是姑娘终于走了，以后嫁给了外国人，张开济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年轻时的张开济经常舞文弄墨，与张爱玲、苏青等多有往来，因此认识了一个同样爱写文章的北京姑娘。痴情的张开济二次进京。没想到，姑娘的祖父在清朝为宦，相府千金只让张开济在门房等候，却迟迟不让他与家人相见。这一次，张开济是带着失望和懊丧离开北京的。

　　1949年，张开济从上海来到北京，开始人生与事业的新起点。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贤淑端庄的孙靖。

　　孙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伯父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解放前，孙家在今天的史家胡同有两个大宅院，可谓旺族。新中国成立前夕，孙靖随姐姐、姐夫一起赴台湾，后辗转到了广州，以后回到北京。

　　相识不久，二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一年(1951年)，张开济39岁，孙靖28岁，从此开始了相濡以沫50年携手同行的生活。

　　中国人是讲究缘分的，张开济与孙靖，一个从上海来，一个从广州来，北京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也是他们缘分的天空。为了爱情，张开济两次到北京，两次被命运捉弄，两次无果而返。然而他的婚姻注定与北京联在一起，北京令他伤心，也给他甜蜜。

　　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后，孙靖放弃了工作，专心致志相夫教子，将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张开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赞曾是辅仁大学家政系高材生的孙靖“专业对口”，但是“大材小用”。

　　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两项得意之作

　　张开济曾不无自豪地说，天安门广场有两项他的得意之作，那就是广场东面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前的观礼台。

　　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对应，设计上既要风格统一，又要各具特色，张开济为此费了不少脑筋。而提出观礼台的设计方案时，天安门城楼是既有的建筑，观礼台既要满足观礼和庆典的需要，又不能破坏与原有建筑的协调，因此设计要求是“退隐”，而不是“突出”。观礼台建成之后，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张开济对此颇为满意。

　　历史博物馆和观礼台已是过去的辉煌，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今天的人们也许并不关心。张开济津津乐道的，倒是他与孙靖共同的得意之作——长子张保和、次子张永和。

　　张保和初中没毕业就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当了6年军垦战士，回京后又当了两年工人，1977年总算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到美国后，张保和先后在伯克利大学、耶鲁大学求学，毕业后曾在美国一些知名银行担任副总裁等职。张永和原在南京工学院学建筑，后去美国留学，最后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张永和曾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执教，并多次获取国际建筑竞赛大奖。

　　谈到儿子的教育，张开济坦言自己是甩手掌柜，但在三个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一是考大学。恢复高考时，张保和是手表厂一名优秀工人，对考大学兴趣不大，信心也不足，张开济反复动员他一定要试一试，果然一试即中。二是学英语。张开济认为，学英语可以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在60年代、70年代那个知识荒漠的时代，张开济专门请朋友教张保和与张永和学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底子。两个儿子到美国后，语言上很快过了关，早期教育结出了果实。三是出国留学。改革开放后，张开济的一些早年同学陆续回国探亲观光，其中一位同班同学得悉他们当时无法承受出国费用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拍了拍胸膛，张开济感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孙靖则早已热泪纵横。好在儿子争气，到美国第二年经济上已能自立。

　　张开济总说，人与人总要互相帮助，你扶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因此，若是亲戚朋友家中有人为上学而犯愁，张开济与孙靖知道了，总是解囊相助。此外，长江发大水，他们捐了5000元；资助保护动物组织，他们捐了4000元。作为工薪阶层，也算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做事要认真，做人要天真

　　作为建筑师，特别是作为北京的建筑师，张开济认为，作为古代都城，北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完全按规划建成，布局完整严谨，气势宏伟浩大，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空前的杰作。张开济同时认为，任何一个城市的风貌，都是它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特点的反映，其集中表现就是房屋建筑，特别是这些房屋的轮廓线组成的城市天际线。旧北京的天际线基本上是横向的，大片绿树掩映下的四合院之间，点缀着故宫、景山、钟楼、鼓楼、天坛、北海等重点景物。北京的空间构图平缓、舒展、开阔、和谐，同时有适当的高潮和节奏，把重点建筑烘托得更加突出。所以，维护古都风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富有特色的“天际线”。

　　1977年12月，张开济一篇题为“改进住宅设计，节约建设用地”的文章通过“内参”受到邓小平的注意。文章提出，根据国外建造高层住宅的经验教训，我国应该控制高层建筑特别是高层住宅的建设，住宅建设应以“多层、高密度”为主。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建议，批示“这是全国各城市的一个方针性问题，似可以从北京研究起。”1991年7月，张开济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长，反映北京新建筑中“小亭子”泛滥的情况。信中说：“近几年来，北京新建的大楼上出现了许多‘小亭子’，其中有的效果较好，有的欠佳，也有的则很差。”信中提出忠告：“‘小亭子’用得太多了，就会造成一种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可惜，张开济的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做事认真，做人却要天真。张开济一家四口，人人平等，甚至称谓也是完全统一的—爸、妈、哥、弟。全家人称张开济为爸，称孙靖为妈，称张保和为哥，称张永和为弟。外人不明就里，有时难免闹一些小误会。一次，张开济与孙靖“打的”外出，到站时坐在前排的张开济习惯性地向后一指：“妈，付钱。”司机一愣，随即啧啧叹道：“这老太太长得真少性。”原来他将孙靖真的当成张开济的母亲了。这个笑话让张开济想到另一个难以原谅的“错误”：同样是“打的”，车来了，张开济一头钻进前门，到站了，还是那句老话：“妈，付钱。”司机回头望一望：“后面没人。”张开济这才紧张起来。好在孙靖乘下一辆车自己回来了，可想而知，埋怨是少不了的。

　　在家里，老两口经常斗嘴，互相调侃，以此调节生活的气氛，制造出欢乐、轻松与和谐。一次，孙靖外出回家，得意地向张开济说，在商店买东西时售货员小姐说她面熟，问她是不是演过电视剧。张开济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物以稀为贵，现在人们崇尚双眼皮，你的单眼皮当然特征明显了。

　　对于张开济的谑言，当着外人的面，孙靖经常的回应是“讨厌”、“胡说八道”。请孙靖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张开济，她只说了四个字—稀里糊涂。

　　晚年的张开济萌生一种新爱好—收藏木雕。精美的木雕装点得满室满屋金碧辉煌，也使本来就略显拥促的房间更加狭窄。收集木雕要上潘家园，潘家园的小贩认识了这位一见木雕就爱不释手的老头儿，价钱立马往上窜。孙靖说你得讨价还价呀，要么装作不要了继续往前走。可张开济一步三回头，那份痴情模样，谁见了都知道来了冤大头。没办法，张开济只得承认“哄抬物价”。

　　张开济爱狗，前几年去美国探亲，与张保和家中的张吉利(狗名)亲近了一些日子，很是得意。香港《文汇报》刊出文章并配发照片，张吉利既出名又出影，真真切切露了一回脸。张开济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能够与狗为伍，我感到十分亲切。”

　　旧中国比国民政府主席“高出一头”

　　谈到建筑师的作用和地位，张开济讲了几件他个人的有趣经历： 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求学。一天，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中央大学巡视，并与建筑系师生合影，张开济正好站在林森身后的台阶上。第二天报纸登出大幅照片，张开济整整高出林森一头。张开济因此谑言：旧中国时，我比国民政府主席“高出一头”。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合影时一位老科学家未能到场，已经安排好的前排座椅空出一张。摄影师招呼站在第二排的张开济补上这个空缺，于是他有幸和邓小平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张开济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访问巴黎附近的圣丹尼市，受到热烈欢迎，市长请他在留言簿上签名。签完名后，主人翻开签名簿的前一页指给张开济看，原来那是教皇保罗二世的签字。张开济事后对人开玩笑说，看来中国建筑师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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