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阳
随着本周四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日子的临近，能否将传统节日法定化的探讨声再起。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个论坛将选择“七夕”当日在武夷山召开。将有来自日本、丹麦、韩国和中国的著名社会学家、民俗专家、大学教授聚集武夷山，就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把“七夕”定为法定节日进行论证和探讨（据8月9日
《江南时报》报道）。
每当中国的传统民俗节日临近之际，总会掀起一阵不小的舆论热潮，其中心议题不外乎以下几点：对传统节日气氛疏淡且日渐式微的担忧与反思，对比西式节日在民间、特别是年轻群体中的日渐强势走向，而生发的民俗“保卫”论，以及由此外延引申的关于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讨论。这真是一个让人感喟的“前节日现象”，几乎所有的前节日预热式讨论、争鸣、民意咨询，皆将“拯救”、复兴的药方开给了节日法定化，似乎节日法定化才是现阶段惟一的振兴可循之路，有了它坚定的制度支撑，其他细节问题几乎可以迎刃而解。
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吗？节日法定化是否就是疏浚民俗佳节“河道淤塞”的不二良策？不妨反向思考一下，近年来，在中国民间影响力和普及度越来越高的一些舶来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它们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更无一星半点的官方行为意识背景，但其星火燎原之势，几乎不可遏止。很显然，从文化层面看，一个节日的繁荣与兴盛，与其法理意义上的制度化背景并无直接联系。恰恰相反，在西方，一些民俗节日的法定化程序确立，并不是基于“拯救”和复兴的被动考虑，而是一种制度化的顺应与循从。某些民俗专家将注意力和关注点过多投向节日法定化这一带有强制意味的应景“拔节”路径，实际上是一种无奈和功利的文化心理在作祟。
冷静观之，一些西方舶来节日为何在中国民间如此盛行？除了受惠于其较强大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有着定位清晰、指向鲜明、含蕴隽永的节日文化内涵，传达的是较直观、质朴、浓郁的人文和情感讯息，所以很容易击中并“俘获”受众那颗由柔软的人性因子打造的心灵。而反观我国的一些传统民俗节日，不是主题太过严肃而宏阔，就是失之空泛而游离。
如是观之，“七夕”的复兴和深入人心，决不是靠纳入法定化程序便能一蹴而就的，它甚至不是一个靠业内学者们围炉而坐，以学术化研究方式进行治病把脉的理论话题。民俗的精神之魂在民间，在民意洪流之中，它理应回归到大众层面的务实考量，而不是轮回式上演的小众化、精英化的学术务虚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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