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救助取代收容，是去时不远、意义久远的一次中国社会改良；而救助工作的社会效果，未能一蹴而就，面临种种难题，亦是不必讳言的现实场景——救助工作的手段、效率与方式，同样也需不断改良进步。8月8日，全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系统正式开通，国家民政部、各地民政部门乃至所有救助管理站由此结为一体，覆盖全国，信息共享，实时监督，协作配合，而颇能令各地的救助工作理顺思路、提升能量、激活行动。
关注此事的媒体点出“救助网”具备四大功能:遏制恶意骗取救助；快速找到救助对象；方便救助工作分析；帮助寻找走失人员。四大功能之中，第一条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最耐人寻味。现代技术提供的信息化、网络化手段，早已经在诸多领域证明功效非凡，甚而能够从根本上改观事态。因此，这一次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救助管理，于诉求，于效果，都是值得鼓掌期待的。
不过，技术为器，制度为容。手握网络化管理之利器，种种可变之数俱可期待，惟独救助制度的核心理念不可异化生变——收容遭废，救助代之，便是要弃“管制”而取“服务”。这大而言之，顺乎整体中国政府角色转型的历史潮流与政治文明建设；具体而微，则是可令每一个公民感知尊严的安排。“善政”与否，并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善意，而在乎客观上的善果。咬住“服务”理念不放松的制度安排，统住先进的技法，才是最能结出善果来的善政。
但值得一再自我警醒与提防的是，转型阵痛中的中国，于“服务”型的政府与政策，并没有最普遍的民智共识，也还缺乏强有力的机制约束——尤其是对具体政策的执行部门而言，则旧思维也罢，小气候也罢，还往往容易致令反弹与“借尸还魂”的异化。对于强制婚检的“留恋”与保留，可以算是一个例证；南北皆有城市倾向将“低素质人口”挡在外面，则又是一个可以令人怀疑今昔的迹象。
救助取代收容之后，不良人员骗取救助是一弊，职业乞讨也多为城市居民所诟病，黑恶集团控制残幼行乞更是足令文明社会口诛笔伐。如此之下，在一些具体的城市管理部门，未必没有声音主张恢复一定程度的管制。甚至，“农民进城威胁论”，“阻挡低素质人口论”，又何尝不是发自某些城市民间而实同收容理论的招魂呢？
所以，全国“救助网”的开通，令人于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之中，亦值得提出一些也许未必是杞人忧天的疑虑:在这个系统内，全国各大中城市的1026个救助管理站，获权负责采集求助和受助人员的必要信息——如何采集？何为必要信息？采集信息的权力，会不会被具体的执行单位放大变异，而施诸那些并未主动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身上？这些人中间，大部分必然是不懂得自己拥有拒绝、沉默和保护隐私的权利。必要信息的采集累积，会否最终衍化成另一种形式的“暂住证”？这理当为救助服务提供方便的信息库，是否会被城市管理者利用成为恢复管制提供平台的工具？
“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网络的空气也必定要自由才好。问题的解决，在理念的坚持与兑实之下，需要步步为营的改良。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进步，为“服务”理念的救助制度安排而服务，则价值彰显，可乐观其成。而对种种形式管制死灰复燃的冲动，则需不厌其烦的抨击与永不松懈的警醒。如此，算是在收容制度的棺盖上再钉上几枚钢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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