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人口多样化给城市带来活力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据报道，北京“十一五”规划近来收到市民近万条意见。几乎占总人口1/3的流动人口，似乎成了人们心中的“结”，有呼声要求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显然，所有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自己城市的政策，其实并不是完全限制所有人口

流入，而仅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的流入。政府官员及支持政府这种歧视性人口政策的人，也理直气壮地谈论，城市完全有权利采取一切手段，比如人口准入，提高生活成本，把低素质人口挡在本城之外。即使他们已经进来，也要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口气如此冷酷，仿佛他们在谈论如何处理某种害虫似的。

　　那么，这些人士心目中所谓“高素质”是指什么呢？似乎并没有人给出统一的标准，但从政府的相关政策及人大代表与民众的议论来看，所谓高素质，无非就是指高学历，起码本科，博士最好，比如政府的“绿卡”、“蓝印户口”之类的入城特许，就只给高学历人士。当然，拥有资本，也可以算高素质。总之，能给城市带来经济增长的人，就是高素质的人才。

　　除此之外，即使你有所特长，似乎也不算高素质。比如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城市给诗人、作家、画家发“绿卡”。再比如慈善家、社会活动者，在政府眼里，似乎也不算高素质，尽管他们的公民精神比其他所有人都强烈。可见，所谓的高素质，其实是一个狭隘、充满了粮库的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

　　功利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富裕、繁荣而又整洁、安宁，这是很合理的愿望。但是，一个由纯种的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城市，就可以成为一个那些捍卫高素质者特权的人士所向往的理想国度吗？

　　人们会本能地回答说，是的。确实，至少在古典时代，甚至连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样想的，老子也鼓吹“小国寡民”。有人批评这是农业社会封闭状态下的理想，其实这是古典政治学家的普遍想法。比如关于政体，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同时实现繁荣与自由的共和国，只能是小国寡民。直到18世纪，大多数欧洲学者都相信，治理大国，唯一合适的政体，就是君主专制。

　　然而，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却颠覆了这个。他说，“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麦迪逊也说，在一个国家内，出现利益、阶层分化的某种冲突，其实也是一件好事。麦迪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了，权力只能用另外的权力来约束。一个社会越庞大，群体越多样化，权利、权力越繁多，越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而保持国家、社会总体的稳定。

　　把这个观念的逻辑应用到一个城市的治理，可以说，一个城市本身分为不同的群体、阶层，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亚文化，恰恰可以维持一个城市内部的平衡，使得一个城市不可能被某个群体的偏见所控制。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越庞大，其内部的阶层、群体、利益分化越细密，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就越稳定。

　　大约同一时期产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则能够证明，如此多样化的城市，最有益于财富的创造。亚当·斯密论证了经济进步的动力，乃是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乃在于具有不同的经验、知识、智慧、技能的人，分享彼此的经验、知识、智慧和技能，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加，造就一个繁荣的城市。

　　因此，一个伟大的城市，肯定不是单由一群纯种高素质者组成的。阶层、群体、亚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是一个城市活力的来源，也是一个城市维持其内在平衡的关键所在。我们能够设想一个纯粹由所谓的白领、学者名流和富豪所组成的城市吗？那么谁为他们送盒饭？谁为他们送快件？……没有了低素质人口，这些高素质人口恐怕不得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与此同时，他们难道不就成了低素质的人口吗？从理论上说，一个城市，完全由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构成，只能悲惨地沦落下去；但完全由所谓高素质人口构成，同样会沦落下去，尽管可能很优雅。

　　现代城市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包容性和多样性。正是低素质与高素质人口共同生存于一个城市中，深化、细化了城市的分工体系。高素质人口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财富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素质人口分担了对他们而言比较劣势的事情，让他们专注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事业。可以断言，去掉所谓低素质人口，高素质人口的生产率会立刻大幅度下降。

　　跟那些要求限制低素质人口的人士谈论良心或者低素质人口的权利，好像是多余的。但是，假如他们仅仅出于本能和偏见提出看似正确的建言，而根本不考察自己的建言的非意图后果，那可就连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也算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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