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王斌余案体现弱者共生主义诉求

　　作者：曹林

　　我一整天都盯着这条新闻，心情异常复杂：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在反抗中被骂“像条狗”，他愤怒之下杀死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9月5日《兰州

晨报》)

　　职业敏感不断提醒我：这是一起深沉的事件，一定要写点什么。可人情和法理的悖论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的理性喘不过气来———我能写什么呢？有资格以冰冷的法理去责备一个弱者绝望的报复吗？有耐心以老套的道理谴责强势者的欺人太甚吗？还是跟着感性的网友一起浪漫化王斌余的“悲怆壮举”？

　　我只能这样认识：在法理的言说之外，这是对“共生”有着强烈渴求的穷人，在无助和绝望下，以血腥向肆无忌惮的强者传播“共生主义”———社会秩序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为发展生态的，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如果突破共生的底线，必然要遭遇报复。

　　王斌余被判刑后对媒体说的话中表达了这种意思：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这正是“共生主义”最朴素的表达。很可惜，平常是没几个人愿意倾听他们这种“共生”诉求的。

　　1984年，生物学家胡爱生发现：细胞的进化似乎并不都是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成现在的样子，有的是通过一种原核生物侵入到另一种原核生物的体内，而这种入侵并不像人类感染

　　这个发现成为“共生主义”社会理论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在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中谋求整体性的发展。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因为身份劣势，弱者对共生主义有着天然的追求，差不多是以一种卑怯的心态期待能与强者共生，获得自己那一块可怜的面包。而许多强者则不一样，他们依着身份的强势，不是谨守共生，而是追求独吞；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是为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惜让弱者“活不下去”。王斌余的遭遇就是典型。

　　只有在“共生主义”下，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均衡发展，富人的财富才是安全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而社会健康是富人赚更多钱的前提———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法律的制度引导，和强者“共同利益感觉”的自觉，造就强者在“共生”上的共识。而在我们当下，这两种路径是失范的，弱者似乎只能靠自己，而弱者除了以生命，还能拿什么来向强者传播“共生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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