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逝世-生平:讲真话的知识分子

　　生活历练成就《家》，《随想录》上讲真话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作品，从1978年开始创作，历经8年完成。

　　巴金一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其中《狱中二十年》等在读者中影响深远。

　　巴金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此为巴金部分著作书影。

　　巴金的另一套重要著作“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初版书影。

　　 家族生活是《家》的主要素材

　　1920年，巴金的祖父因病死去，李公馆的遗产争夺开始，巴金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善恶。

　　这些都成为了他后来的代表作———《家》的丰富素材。

　　1904年11月25日，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的李公馆新增了一名男丁，这个男孩被取名为李尧棠，字芾甘。“尧”是李家这一辈的排行，“棠”和“芾甘”反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意思是说，这棵小小的棠梨树，不要去砍伐它，这是周朝有德政的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后来，“芾甘”就成为这个男孩的笔名之一，当然，它远不如“巴金”的笔名更有名。

　　李家是当地的殷富，数代都是书香人家。巴金的远祖李介庵原籍浙江嘉兴，以儒生的身份入川在官府充当幕僚。巴金的曾祖父李璠当过县官，添置了一些家产。祖父李镛做过多年县官，他精明强干，官囊颇丰。

　　卸任之后广置田产，并修建了五进三重的李公馆，还收藏了许多古玩字画。1909年，父亲李道河去川北广元县就任知县，5岁多的巴金与母亲陈淑芬一起前往。

　　在广元，巴金五个兄弟姐妹一起上课，在一位刘先生的教导下，认方块字，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村塾常用的启蒙读物。巴金与大他一岁的三哥尧林最为亲密。有一个时期，在夜晚的油灯下，兄弟俩依偎在母亲身旁，听她熟读诗词，颇有文化修养的母亲教他们吟读《白香词谱》。他们学词的课本由母亲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录、装订，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

　　他不仅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古典诗词，还学到宽容厚道的博爱精神。

　　辛亥革命开始后，李道河辞官回家，1914年，陈淑芬因病去世，四个多月后，巴金的二姐也死了，过了两年，巴金的两个堂兄弟患白喉症死了。随后，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症，他们的病尚未痊愈，巴金的父亲李道河病亡了。在其后的分家过程中，家族内部的倾轧丑态毕露，巴金看到了人情世态和诗礼传家背后的龌龊。1920年，巴金的祖父也因病死去，遗产的争夺由此引发，巴金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善恶，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家族必将崩溃的结局。后来，这些都成为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家》的丰富素材。

　　成名作《灭亡》首次用“巴金”笔名

　　巴金在巴黎期间，写出了成名作《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笔名。这本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和勇气。回国后，巴金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

　　1918年秋天，巴金进入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又因病辍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这个15岁的少年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成了巴金兄弟们最喜爱的读物，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五四”使他认识到个性，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1920年夏天，巴金与三哥尧林一起考入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半的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波兰剧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书。他深受两位作者以及美国人高德曼的影响，正是从这两者和“五四”中所获得的营养，使得数十年后的巴金在历经多次劫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冲破重重阻碍的限制“说真话”，写出了被人称道和警醒的《随想录》。

　　1923年，巴金与三哥一起进入南京东南师大附中，这时的巴金开始学习世界语，与高德曼有了往来，并萌发了去法国留学的想法。

　　1927年，刚刚到达巴黎的巴金病倒了。通过朋友的帮助，他在拉丁区租借了一间小屋。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来的流亡者，阅读了一大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写了30篇左右的杂感、短论、通讯等等，这些文章分别发表于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和上海的《民钟》等刊物，他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也是这时候，他写出了成名作《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笔名。

　　《灭亡》写的是一个革命者杜大心的故事，巴金宣称：“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小说在1929年《小说月报》一至四期连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者叶圣陶称巴金的《灭亡》与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好感”的长篇，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机会的”。许多批评家认为它是少见的优秀作品。也正是这本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和勇气，回国以后，他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中短篇小说。1930年，他还撰写了惟一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其那主义》。此后，巴金进入了创作旺盛期，写出了《家》、《雾》、《新生》（第一个稿本）以及很多短篇小说。

　　《家》是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

　　《家》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时，篇名为《激流》，在写作过程中，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在巴金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在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他要把一个垂死制度牺牲者放到人们面前。由于写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家》的创作十分顺利，许多部分和情节一气呵成。

　　《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该书194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为电影，并多次改编成话剧、戏剧、电视剧、舞剧等，风行了半个多世纪。

　　至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著作，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等。

　　1944年，40岁的巴金与萧珊结婚了，这对夫妻从此相濡以沫，直到1972年8月13日，55岁的萧珊离开人世。

　　解放以后，巴金被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度等职务，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和应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符合形势需要的应景文章。多年后，他反思这个时期的写作说“……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

　　“文革”开始以后，巴金被作为“牛鬼”，接受批斗和改造。在此期间，无论巴金个人还是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种种批斗和折磨、殴打、羞辱让巴金夫妇吃尽了苦头，巴金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

　　1973年年底，他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处境与经历的关系，他似乎置身其中，与作者产生了深深的共鸣。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巴金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上。

　　 用知识分子的勇气创作《随想录》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1978年年底，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当时，香港大公报老编辑潘际坰重返报社，他通过朋友向巴金约稿，巴金建议他办一个“随想录”的专栏，自己将陆续寄稿，潘高兴地答应了。

　　这个专栏一写就是8年整。

　　在写作、发表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小插曲。1985年，潘际坰被报社通知提前退休，但他向报社提出了惟一的条件———退休后义务为巴金看大样，直到“随想录”专栏结束。在过去7年时间里，他编发的“随想录”从没出过差错，偏偏就是他不在香港的一次，稿子被无理删改了。因为巴金还有23篇文章没有发表，所以他不放心。1986年夏天，巴金通过邮局挂号邮寄的两篇稿子时隔两个多月还没见发表。

　　巴金专为此事在几天中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坰，托他帮助查找、询问。信中说：“现在有件事拜托您。

　　《随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嘱您返京后仍寄原址交（六月中旬寄广州处转港），至今未见发表，请代问一下，要是《大公报》不愿发表最后几篇，那就到此为止吧，不必勉强……“还在另一信中说：”信收到。6月12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夫，已找魏帆拿回执到邮局查问了……“这两篇文章是《官气》和《文革博物馆》，在《官气》中，巴金用犀利的笔触鞭挞了当时某些作威作福的人，抨击了坐在办公室里唱着”为人民服务“之高调，行”挂羊头卖狗肉“之实的衙门作风；在《文革博物馆》中，他又大声疾呼：历史的悲剧不能忘记，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有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必要。

　　然而这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就这样莫明其妙地“遗失”了。没过多时，巴金知道潘际坰有事到了北京并将很快返回香港，特地委托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孙女把《官气》、《文革博物馆》、《三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及《三说端端》五篇手稿专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际坰手中。

　　文章经潘先生之手在《大公园》专栏上一一见报了。

　　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使得人们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联系起来，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本文写作参考了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巴金的《随想录》、陆正伟的《晚年巴金》等著作。

　　本报记者 张弘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手机上新浪随时了解神六进展　短信看世界与航天员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