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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57岁的医学博士赵华琼，靠卖房和借贷筹款，2004年12月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开设一家名为“崇一”的医疗门诊，媒体称之为“全国第一个民工门诊部”。该院药品价格低廉，一般低于国家指导价格30％，有些甚至达到50％以上；挂号费、皮试、打针、理疗、诊疗、量血压、试体温，从来不收钱；所有的人进来先看病，看了病以后再付钱。你买1块钱的药我给你看，你买5毛钱的我也给你看(见10月12日《新京报》)。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这家医院对民工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对社会而言，这是一大善举， 它让经济窘迫的民工，不至于因大医院普遍昂贵的医药费而有病不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只有等死。对赵博士来说，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以所学专业面向最困难群体解除病痛，实在体现出一种难得的奉献精神。
社会有需要，也有人愿意担当，愿意为此奉献力所能及的一切，这样的医院应该生存得很好才对。可惜实情却不是这样，这家“全国第一个民工门诊部”竟然越来越举步维艰，赵博士自己也有心力交瘁之感，只是为了一种不忍割舍的良知而竭力支撑着。“既然有那么多民工喜欢我，我不能倒”。可想而知，如果她退却了，她主持的“民工门诊部”关门，每天100－200名受惠廉价医疗的民工恐怕又只好望大医院而兴叹了。“民工门诊部”困境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难以为继。开业近一年后，因为借贷压力、高昂的房租、人力成本以及长期对民工病人的优惠和资助，这家医院面临严重的财务和生存危机，已累计亏损30余万。二是行业挤兑。赵华琼说：我压力很大。有人举报我，还有恐吓电话、短信。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日子不会长了，马上就要死掉了；短信说：你等着，我们要举报你，不会让你好好开下去的。三是职能部门的旁观态度。这样一个为政府排忧解难的民工医院，应该纳入而没有纳入政策支持系统，似乎执意要让它自生自灭，，有时候医管部门还要显示一下毫不通融的权威，对民工门诊部某个轻微的违规之举(因未设儿科为民工患儿治疗)，罚款没商量。
我们承认，目前国家尚无足够的财力完全解决民工的看病难，针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一时半会还不可能到位。但是我们应该也绝对不难做到，为善举的践行提供如鱼得水的环境。简而言之，当有一个赵博士以个人的力量挺身而出为民工的治疗切实行善之时，社会对其应该是倍加呵护的，政府对其应该是真诚地施以援手的。社会存在暂时的贫困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向善的爱心之举，不经意间被轻慢、被扼杀了，将使善意的萌芽变得十分艰难，将使本就匮乏的慈善资源进一步蜕化枯竭，将使渴望善举扶助的贫困者失去仅存的希望。
赵博士开办的“民工门诊部”要生存下去，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帮助，政府给她一点资助，让她不亏损、能够正常运转就行了。我觉得，我们花了许多拨款，搞了许多改革，多次实行药品降价，都没能很好解决的当下百姓看病贵、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而在“民工门诊部”却能不声不响得到解决，我们何不从天文数字的医疗拨款中拿出一丁点儿资助赵博士，让她把这个天大的好事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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