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墨帅
备受社会关注的申请国家赔偿一案近日又有了新的结果。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与佘祥林签订赔偿协议，一次性赔偿其在关押期内的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22．6万元，佘母杨五香也获赔22万元。（10月28日《新京报》）
对于蒙受不白之冤的佘祥林及其家人来讲，这样的赔偿也许不一定能弥补他们所遭受的巨大身心损伤，但有关部门积极赔偿的态度和行动终归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此次赔偿最大的一个亮点也许就在于，公安机关开创性地支付了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无疑具有极大的突破意义，同时又是在法律限度内的合理突破。毕竟，我国国家赔偿法虽未明确列举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但也未对其明确予以否定或排除；而赔偿义务机关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可以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法定程序支持公民特定的赔偿请求，这与“法无明令不可为”的行政原则并不冲突，而与保护公民人权的宪法原则更是完全契合。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明确给予受害人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此前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支付佘祥林256994．47元赔偿金，当地政府支付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金20万元（9月2日《新京报》）。这里的家庭生活困难补助金，似有精神抚慰的性质，但仍未明确其名分。而此次京山县公安局名正言顺地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公权机关积极纠正冤假错案，合理界定和赔偿损失的法治理念，值得肯定和推崇。
从各国赔偿制度发展历史看，一般性规律是：先由判例确定赔偿责任，而后由成文法逐步发展。在成文法的发展中，先由宪法或特别法及一般法中的个别条款调整，再由统一的立法确立，但判例及司法解释仍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引自马怀德教授所著《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一文）。在国家赔偿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判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成为立法的动因和依据，也有利于及时弥补法律缺陷，适应形势发展。
就个案而言，这样的赔偿理念及结果是值得肯定的。从整个法制建设来看，其还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一方面，通过司法判例的先导作用，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完善积累经验。比如，法律应当对精神抚慰金作出明确规定，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另一方面，除精神抚慰金问题，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也应纳入调整视野。比如，提高国家赔偿的数额，对造成人身权损害的不只按照工资损失赔偿，而应提高赔偿标准并可赔偿间接损失，乃至取消最高赔偿限额；扩大国家赔偿的适用范围，减少国家免责条款等。此外，还应当使国家赔偿程序尽量简化和快捷，将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裁判机关予以区分等等。如此才更能捍卫法制尊严，为公民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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