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威
四川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贿案日前公开开庭审理。杨国友在法庭上说出惊人之语：“县委书记‘封嘴’后，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现代快报》11月6日）
杨国友辩称，他第一次收到王德军送的20万元后，想将钱退回去。于是，他将情况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田玉飞说，既然已经送了就收下吧。他这才知道，田玉飞也是收了钱的。此后，杨国友便由当初的“不敢收钱”，变成了后来的“不敢不收钱”。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我怕被田玉飞书记整倒。”
初次受贿的杨国友显然并非心安理得，而是感觉“压力太大”。否则，他也不会向其上司、县委书记田玉飞如实“汇报”。按照组织原则，书记与县长之间本该互相监督，但他从上司那里得到的竟是共同腐败的“鼓励”！
有人也许会认为，杨国友在发现田玉飞“也是收了钱”之后，应当向上级反映、举报。但是，面对腐败“足够的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有效的内外监督，单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有时是难以抵挡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世上没有天生的罪犯，也没有孤立的犯罪。”正是制度约束的缺失，田玉飞才胆敢唆使杨国友“收下”，正是监督的软弱，犍为县才会一度出现“不敢不收钱”的可怕的官场“小环境”。
尽管，杨国友的辩解是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我们没有必要同情。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将他的“不敢不收论”当成是“纯属扯淡”而一哂了之，而应该从中反思我们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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