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国策遭遇新难题，城市富人名人越生越多。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实行30多年，在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
若干年前“超生游击队”是穷困尴尬的，而当下城市中“超生富贵兵团”似乎让“超生”与名车、豪宅一样，具有了身份地位的时髦意义。如果一项政策具有了光明正大规避
的空间，那么自然会寄生“特权”。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而现在为什么会出现“挣了票子就能生儿子”的荒唐理念？
我看根本就在于“无法可依”。我们对“超生”开出的罚单只有两项内容：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考虑到行政处罚的鞭长莫及和经济处罚成本对富人“九牛一毛”的意义，超生成了“合情合理”的超国民待遇。
一个公民社会，当超生以特权形式大摇大摆地出现，超生新贵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是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当这种不公正的危象成为社会常态，而且最终要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财富的多寡时，超生特权就必将危及社会心理防线和对政策正义的期许。倘若没有旨在大大提高“超生”者投机成本与行为罚金之法律法规的存在，那些原本正常的人与事必将被误读与曲解。
因此，面对富人超生，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强多元监管，建立公民财产监管体系，按照富人的实际收入罚得他心痛，甚至可以考虑以法律手段消弥富人的超生特权。只有全社会多管齐下，才不会给富人留下任何违法生育的机会———请记住，基本国策面前不应有特殊公民。
《华南新闻》(2005年11月07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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