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新自由主义与新发展主义之争

　　文 陆志明

　　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4日在一场硝烟中开始，5日又在另一场硝烟中结束。所不同的只是11月4日的硝烟来自于上万民众与数千名防暴警察之间激烈的身体冲突，而11月5日的硝烟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派与以委内瑞拉、巴西等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猛烈的唇枪舌战。

　　34个成员国对于主导会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实属意料之中；而作为此次峰会主题的“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增强民主执政能力”甚至都未能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从这两点来看，需要讨论的没有得到重视，成为议题的却没有任何建树，这次美洲峰会可以说是彻底失败。

　　事实上，在2001年的第三届美洲峰会上，建立从阿拉斯加到合恩岛的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权威就已经受到挑战。不仅以巴西、阿根廷为首的南美国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在2003年结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提议；而且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也开始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该届峰会的主办国———加拿大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并导致400名示威者入狱。2001年以后，南美的政局风云突变，十多个国家的左派领导人纷纷上台，并稳住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南美经济，其中以巴西和阿根廷最为突出。同时，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也标志着“南南合作”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方面是“南北合作”屡屡受挫，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节节开花。其背后凸显的南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有了新的选择———基于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发展主义”，不再盲从于美国和IMF等国际组织的药方———基于传统发达国家和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在遵照IMF的提议，实行自由化以后，上世纪90年代南美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本地经济空心化、失业率节节攀升的状况。新自由主义在南美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考虑各国经济本身的特殊性及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南美国家的经济的特殊性表现在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总体上都是引入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植根本国的民营经济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同时，最近两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接连不断，就连美国等一直以来倡导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在为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辩护，如迟迟不肯取消农业补贴。这一切都使得南美民众“新自由主义的迷梦”被无情的现实击碎，进而开始怀疑欧美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动机的怀疑，认为欧美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倾销其工业产品和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利用种种壁垒阻止南美农产品进入欧美，这对真正发展南美的本地产业，促进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此同时，中国及亚洲国家采取了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由政府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新发展主义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如韩国）并未完全遵照IMF的要求进行改革，却在短期内使经济奇迹般的复苏，并在许多产业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三星在电子消费领域的成就足以比肩任何一个西方跨国企业）。这些成功在使南美同行们艳羡不已的同时，也使南美国家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因循守旧，墨守IMF的规则早已为时代所抛弃。正如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所言：“试图靠一个共识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人们不能局限于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单一视野，国际金融机构也应当在它们的咨询体系中提供更多的选项，但直到今天它们都没有这样做。”

　　认识到不能再为墨守成规所困之后，要做的当然是引入先进的，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南美和东亚国家同属南方集团，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相当类似，如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多以农业为主等，因而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应当更适合南美的国情。

　　南美国家许多左派领导人上任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加强政府

　　而对于中国及东亚国家来说，借此机会扩大与南美经济的合作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鉴于巴西、智利等国均非APEC国家，签订双边经贸协议将是必经之途。巴西、阿根廷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出访南美期间更是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合作协议，还与智利宣布两国开启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出乎不少国家的意料。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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