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侠
近日从媒体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观点表面看来有道理，实际并非如此。工资成本低是投资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照这个逻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由于人工成本的高昂，应该吸引不到外部投资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见，以压低工人工资的做法来吸引投资，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
由这个事件想到去年的一个报道。北京的一位政协委员为了解决北京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人口准入制”的建议，由于遭到舆论的普遍反对而未实现。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政策歧视现象。其结果，将导致我国贫富分化日益拉大。
反观近几年我国的工资调整情况可以看出：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的行政事业单位连续几次上调工资，而企业单位只相应地给政策，只见“画饼”不能充饥。于是，就出现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连年增长，而企业单位工资多年很少调整的现象。更不用说那些缺乏稳定来源的打工者收入了，这不是明显的政策歧视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少对社会境况较差者的公平考虑。从去年开始，南方沿海城市已经出现民工短缺现象。这不是说民工总量减少了，而是说，长期奉行的低工资政策，已经让打工的收益与维持基本再生产持平，有时甚至出现收入不抵支出现象，打工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正是政策歧视的直接恶果。
劳动力的低成本扩张战略，已经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已经几乎被耗尽。吸引投资的因素除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外，还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成熟的市场机制、政府部门的廉正与效率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定吸引投资是由劳动力价格单方面决定的呢？这反映出执政者在制定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歧视心理。
我国拉动内需战略为何效果始终不明显？原因就在于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导致人民没有钱去进行消费。而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适当增加工资政策，可以使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从而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可以扩大就业，繁荣当地的经济。
再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长期的低工资政策也不是经济发展应有的选项。今年出现的几起纺织品贸易争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严重背离市场规律，给西方带来了纺织品倾销的假象，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深思吗？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初衷来讲，它应该带来全社会福利的增加，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政策制定中歧视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使政策的运行成本增加，同时激化了社会的矛盾。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已经造成了我国倒三角的经济结构，国富民穷，这导致公众的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