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禽流感肆虐之势依然强劲。11月17、18日，湖北、山西、新疆连续四地暴发新疫情。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最近指出，个别省区的禽流感疫情已突破了点状散发的发病规律，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连片暴发。除去气候变冷、候鸟回归的自然因素，贾幼陵坦承防控工作面临问题:中国以前没有实行普遍免疫，整体的抗体水平比较低；散养比重
比较大；基层的防疫体系比较薄弱；部分农民有麻痹心理。
禽流感暴发一个月来，国家农业部卫生部联合布控设防，各种应对方案相继出台，照顾到疫情监测、信息通报、预防免疫、扑杀隔离、诊断治疗的各个方面。国家的重视程度和政策力度，可与禽流感之危急相匹敌。但是从国务院到普通农户，政策措施要落到具体实处，尚需基层执行、群众配合。
11月17日，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在陕西省泾阳县抽查家禽养殖户，发现连续三家未进行强制免疫。在此之前，11月15日，辽宁省处理了8名在防控禽流感疫情中涉嫌违法犯罪、渎职失职的官员，其中包括某畜牧站站长，已知疫情，仍然擅自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些事件不具代表性，我们相信中国大部分基层干部具有相当的责任心和危机意识，把政府的防控措施贯彻到底。但是一个事实不能回避:确实存在某些基层干部，在禽流感问题上走过场。在国家令厉辞严、人民迫切关注的情况下，这些敢于走险的基层干部，也许并非只是玩忽职守心存侥幸，而是另有狭隘的利益诉求和自利动机。
禽流感疫情，因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之公利，将一病毒、一鸡鸭、一农户、一村一县、一地区一省市，直至一国家的生态－社会层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在全局，决策必始自中央；危在细处，行动必落至个人。对于无关禽类养殖业的人，全局之利即是个人之利；对专业养殖业主，扑杀家禽却是痛在截毁生路。虽然政府给予补偿，但是以私己视角来看，扑杀家禽所带来的个人损失之大，仍大于集体安全收益在他个人身上的效用。
按照我国当前的扑杀规定，在发现疫情后，“疫点”周围3公里内的家禽都要被宰杀。截至11月3日，平均发现1只病禽，就要杀死40只。从个人和地方来看，他们必须牺牲个人收益和重要的地方产业，而且地方财政还要承担大部分的补偿支出。在这样的利益冲突中，在保护私己利益的动机之下，在基层公共利益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在对禽流感危机认识不充分的人群中，出现一些蒙混过关的养殖户、出现一些不严格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这确实很难避免。“基层的防疫体系比较薄弱，部分农民有麻痹心理”，这其中包含了历史遗留在社会基层的客观现状，也包含了禽流感特定事件中的特殊利益动机。
禽流感疫情的防控工作，远不止于扑杀病鸡一个方面。11月17日，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年底前全国需免疫35亿只家禽。疫苗从生产到订购到派发，直至一只鸡一只鸭地接种，这个过程再次牵涉到从心脏到毛细血管的社会全身。曾经出现过的假疫苗，和刚刚发现的强制性免疫疏漏，都可以说明政策执行和落实的难度。
在2003年SARS之初，一些地方因为地方私利而对中央抗击sars的政策落实不利，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分析其动机，不过是逃避责任，以求无过。与SARS不同，禽流感涉及的利益层面更广泛也更基层，而且与之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是公共意识最淡薄、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农村居民。与SARS不同，在控制禽流感疫情的过程中，不仅会带来部分生产停滞的社会损失，还必须果断地销毁已有的财富、产业的累积。对并不富裕的利益个人和地方，这样的要求严厉而残酷。若求断腕之勇，必先明苟全之危。若求加强基层防疫体系，尚需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突破私己心理，明了“公共”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