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跟我讨论设计方案的同事兰顿看了看手表，突然对我说了句“我马上回来”，然后离开了办公室。一会儿，他拿着一杯橙汁回来了。我有点担心地问：“你没事吧?”他晃了晃手中的杯子，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当然，我好极了!”我知道，兰顿是到楼下的采血车献血去了。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献血。两年前，我刚到旧金山时，兰顿带我熟悉公司情况。在大楼门口，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是停在楼外的采血车里的一位女士在叫他，看来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兰顿也是那句话，“我马上回来”，然后就往采血车走。我叫住他问道：“
你要去献血？你怎么不做什么准备？谁照顾你？你多少天后再来上班？”他笑着说：“第一，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献血；第二，我不需要照顾；第三，我马上回来。”他看我仍然站在那里，安慰我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别担心。”
美国早已全部实行无偿献血，献血完全是自愿和义务的。一个人献血所得到的“报酬”仅仅是几块点心和一杯果汁。我问过几个献血的人，他们都简单地回答：“献血让我感觉健康。”不过，我接触过许多义务献血者，他们更因自己能为挽救他人生命做一点贡献而自豪。我朋友玛伊的丈夫埃里克每月都去献一次血。每次他得到的最大奖励就是太太送他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
在国内，虽然也是无偿献血，可这在大家心里仍是一件大事。公司会发一笔慰问金，同事们会带着营养品到家慰问，关怀备至，以至献血者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记得在国内时，丈夫没有告诉我就在公司报名献血了。他科室的老大姐给我打来电话：“你这个妻子是怎么当的？你丈夫去献血了你还上班！”我唯唯诺诺地问：“那我该怎么办？”她说：“去买一只甲鱼、几只乌鸡、一些阿胶，还有红栆、木耳、花生、人参……”我采购完急急忙忙回到家，见老大姐已率领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在我家慰问了。
在美国，献血如同捐赠一样，完全属于个人行为，公司不组织，也没人督促。献血者更不会期望会在什么地方得到表彰。兰顿经常献血的事，公司里虽然许多人知道，但几乎没人提及。我想，也许美国人把献血和捐赠这种事也看成是个人隐私吧。当然，也有“大肆宣传”的。同事玛丽是马拉松爱好者。不久前，她给公司全体员工都发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帮助白血病病人，她给了自己一个挑战，要在多少天内跑完多少英里。如果她做到的话，请大家捐款给白血病协会。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我打电话给血站希望能够献血，但被告知血库已有足够的血液了。由于没有捐成血，我只好给红十字会寄了200美元，以表对遇难者家庭的同情。以后每隔两个月，我都会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信，信中还附上一沓写有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漂亮不干胶贴纸，这既方便我寄信，同时也提醒我红十字会仍然需要我的爱心。▲
《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2日第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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