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圣诞节想起了非洲鼓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培云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有人说，圣诞节已经是中国民间的一个节日。去年某项调查也显示，半数以上被访者表示会过圣诞节，而明确表示不过的不到一成。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一部分学者因此担心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风卷残云，于是倡言奋起保卫。在我看来，这个呼吁未免有些唐突。

　　首先，中国并没有国产的圣诞节，所以要保卫的客体几乎无从谈起。有人翻箱倒柜，找出灶王爷，拿灶台当烟囱，说灶王爷就是中国的圣诞老爷，非要取而代之。如此势不两立，将圣诞老人在精神领域的伟大内涵简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贩子，这种简约主义无疑是荒唐的。若以宗教线性来思维，公元纪年早该驱逐出境。公元纪年通行于中国的道理很简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看，基督纪年不过是个便于流通的公共产品。而在中国的纪年传统里，找不出一个可以普世的民族品牌。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推倒重来。这种纪年的方法着实委琐不堪，皇帝老儿不但占有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还把中国宝贵的历史光阴割裂成一段段的不文明的碎片。

　　笔者不是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对中国过往的历史更不乏温情与敬意。但是，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和中国人过年压岁的文化意涵是不同的。给压岁钱是中国宗族文化里的纵向的血源关怀，而非横向的普世关怀。圣诞老人的关怀是快乐而慈悲的。他不辞辛劳，要把礼物送给天下所有的孩子，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的肤色与是否健康，而且从不要求他们子继父业、以图回报。所以，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无感慨地说，圣诞节不是一天或一个季节，而是一种精神气质。

　　当然，是否拒绝圣诞老人，还有一个“谁在过节”的问题。人权先于神权，国门是所有家门的共同体。对于接受圣诞节的中国公民来说，过圣诞节不过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圣诞热”，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精神领域市场化的结果。和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圣诞节完全免费。

　　显然，中国人不珍视本土节日，和喜欢圣诞老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者们认为圣诞节会冲击中国

　　如果以二元对立的眼光看世界，世界文化难免会裂成两半。就像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抨击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学者为殖民方便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一个概念。尴尬的是，我们同样看到“后殖民主义”在东方被炮制兜售。在我看来，圣诞老人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应该归属于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方位。荷兰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在抢圣诞老人的发明权，其实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文化的成长与其在世界各地的习俗养成，并记住像托马斯·纳什一样给圣诞老人一个鲜红面孔的继承者与改造者。

　　文化如人，在交合中诞生，在交流中上升。几年前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beau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竟然与我南开母校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为此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反而以此为光荣。正如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PondOrdway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应该说，人类情感相通是一切交流可以实现的基础。与生俱来的第一声啼哭，一路走来的爱恨愁苦，在人去楼空或人来人往时的寂寞，让我们不由得时常感慨忧伤是我们的母语。所幸人们可以在文化中寻求慰藉。持此视角，我们相信文化不过是人类在追求幸福生活时的一个副产品，而文化无界、为人所用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法国有条谚语：蚕蛹如果只会自己照镜子，永远也不会变成蝴蝶。哈兹拉特·伊纳亚特汗也有个绝妙隐喻，蚊子从来不向周围的环境学东西，还要对它们嗡嗡地教育，所以永远不会拥有蝴蝶那样的美丽人生。所以我说，虽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是保卫传统不丢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外来文化。如果我们志存高远、面向未来，就不能骄傲地论定中华文化已经定型，并且可以依靠传统文本改善一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永远在路上、在生长，它不是定型，不是完成，而是不断地形成。这是个惊心动魄且赏心悦目的过程。

　　八百年前，当火药制造术传到阿拉伯并转道欧陆时，并没有引起当地人恐慌，也没有人上街打“文化保守主义”的义和拳，以抵制中国的“鞭炮文化”入侵。作为欧洲的中心，今天的巴黎更是文化包容的典范。在这里，没有人会担心中国的春节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会动摇巴黎的文化根基。我们发现，在巴黎草地与地铁里随处可见的非洲鼓，早已成为巴黎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样会让那些久居巴黎终于离开的人们无比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