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报道了众多文学批评家、学者将聚首五台山先锋书店讨论《当代作家是否值得“树碑立传”？》的新闻，本报记者也应邀参加讨论。讨论会上，来自江苏省文联、作协和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文化机构的一批文学批评家、作家和诗人何言宏、汪政、李思清、张光芒、傅元蜂、何平和黄梵等人，都非常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是否值得“树碑立传”？如果可以，哪些作家有资格“入选”？
纵观近段时期的出版界，几套“当代作家评传”相继出版，都预示着为作家“树碑立传”不再等待“盖棺论定”，而是在传主的文学创作没有停滞之前就已大张旗鼓地进行，表面看来，似乎有一种与之而来的危险，即对传主在文学世界的评述尚不能预示他将来的文学创作方向并对他的整个人生及文学经历做出论断。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今天之所以重新进入众多学者的视野并引起热烈讨论，是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策划的一套“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丛书，其中两本《坚持与抵抗———韩少功》和《向死而生———余华》已于近期出版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采访时，该丛书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何言宏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的很多作家像韩少功、余华、莫言、张承志、王安忆、贾平凹和史铁生、苏童等人，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成就，他们不仅已经牢固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乃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们自身及其文学世界同时折射着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丰富的、甚至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深邃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使得“树碑立传”显得很有必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严肃认真地做得更好？
汪政、晓华两位知名的评论家则结合这两本评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表示，两本传记都能抓住传主的特点，将人物和时代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史论传的结合，是对人物、创作思潮与时代的文学读解；其次，两本传记都能以人与事的关系入手来梳理、还原新时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并且在当代文学的纵横坐标上进行定位，具有非常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这两本传记具有鲜明的文学性，重在“人本”，但不弃“文本”，并指出在评传写作中要对作家的自叙和访谈录的价值进行辨析，引用时要结合当时的语境。最后，两位学者还指出，为当代作家写传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当代作家是尚不定型的，所以在写传中不能“盖棺论定”。
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光芒教授认为，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当代作家写评传需要一种理论勇气和写作勇气，因为一般学者不敢对发展状态下的当代作家定位并下断语。然后提出三种作家评传写作的思路，第一种是作家论，第二种是作家传，梳理并挖掘作家的文学经历，第三种是精神评传，结合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内在联系，更加强调心理和精神因素，注重作家在社会变迁下的心灵困境和挣扎状态。张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只要进行第三种形式的精神评传写作，就不存在“盖棺论定”的问题，不是对作家简单的吹捧，而是通过个案研究来揭示出当代文化转型和作家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以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和指南。
诗人、作家黄梵则认为为当代作家“树碑立传”是一种冒险，不要轻易去做。假如去写的话，不要流于俗套，仅仅做出正面评价并从正面因素中来寻找答案，而是从各种因素中来寻找作家的精神本质，以更全面、立体地反映传主的无限的生活。南京师大硕士研究生赵普光还从当下文学是否能“入史”这个角度来谈给当代作家写传的意义。
实际上，为当代作家“树碑立传”，并非要等到“盖棺论定”，可以打破常规进行一些尝试，因为以此推动必要的互动和对话，也许是更有益的。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23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