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验启示中国农村

　　香港《亚洲周刊》１月１日（提前出版）

　　原题：《被遗忘的中国八亿农民》

　　３５０万韩国农民的千名代表在香港街头火暴抗争，但８亿中国农民却出奇的沉默。他们其实同样受到世贸的冲击，处于贫困的漩涡，在城市繁荣的进程中，陷入城市人想象不到的苦难与无奈中。北京正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经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道路。

　　庞大的８亿弱势群体

　　为期６天的ＷＴＯ会议结束。代表韩国农民的１５００人，在香港演出火暴镜头，让全球电视观众都知道他们的诉求。但韩国农民代表的激情与喧闹，却映照出中国８亿农民出奇的沉默。

　　韩国农民年均净收入６７８０美元，而中国农民只有２９３６元人民币。中国８亿农民依然是中国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如果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必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前不久公布一项调查报告说，中国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２０００年，中国宣布如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９年义务教育”，但教育“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相当脆弱。所谓“基本普及”，是指８５％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这一要求，还有１５％的地区，主要是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辍学率也出现了明显反弹。

　　香港会议达到中国目标

　　世贸西雅图、坎昆会议无果而终。这次香港会议却基本达到中国农业谈判的既定目标。在大会最终文件《部长宣言》中：明确了所有出口补贴应在２０１３年底取消，这有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明确了发展中成员可以自主指定适当数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的产品为“特殊产品”，为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

　　世贸谈判结果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冲击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中国的农民土地规模很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很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劳务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因此世贸带来的冲击不会对中国农民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只会对局部地区，如新疆的棉农和东北的豆农影响大些。

　　中共寻求农村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说，不少农村地区的管理体制存在明显真空，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指令和自身的生存，无暇也无力为农民提供任何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村委会限于一个行政村，无力整合地区经济，不能产生有效益的规模经济；乡镇人大选举、运转流于形式，无法起到代表农民参政议政的作用。

　　据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会议的重点，一场全民支持农业的战略即将展开。２００３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农补工，以乡补城”发展战略，直到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宣布取消，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这实际上宣布１９４９年工农纲领决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结束。中共要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

　　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委派考察团前往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回国后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韩国“新村运动”始于７０年代，以改善生活环境为突破口，是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运动，至今已推行３０年，令韩国实现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农村建设带来了启示。

　　农村需投入六万亿元

　　要建设“新农村”，首先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民收入。这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毕竟背景不同，情况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建设资金将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按韩国经验推算，未来中国投入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将超过６万亿元人民币。钱从哪来，是考验政府智慧的关键。

　　中共正研讨可操作的方案：一是政府投入，二是民间投资。韩国新村运动最关键的是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允许推进速度有快有慢。权力归于农民，建设新农村就不局限于经济改革，而是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一场社会运动了。这无疑要考验中南海的智慧和胆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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