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美国朝野极大关注的《爱国者法》部分条款延期问题，终于在１２月１６日有了结果：美国参议院以５２对４７的微弱多数，成功阻止了延期条款的通过。它意味着，４年多来布什政府利用“９·１１效应”持续扩大政府权力的时代已经到了转折点，而其深层背景在于，美国公众在国内安全形势已经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在“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取舍态度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与此同时，从宪政的角度说，它还是美国各界在“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的又一次博弈。
“９·１１”发生后，为了提高美国政府在反恐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爱国者法》。该法的条目虽然很多，但就其总体原则和精神而言，就是以牺牲公民的部分权利为代价，提高政府的反恐能力和效率。简而言之，就是“以自由换安全”。
正因为如此，这个法案在当时就有争议。支持者认为，严峻的反恐形势迫使公民必须让出部分权利；而批评者认为，反恐也不能成为剥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借口。当时惟一对法案投了反对票的民主党参议员拉斯·范格德就这样表述他的理由：“如果通过这样的法案，那么恐怖分子不放一枪就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了。”
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缺乏了解的人，很难理解美国人为何对“自由”看得这么重。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人大都是１７、１８世纪从欧洲移民至美国的移民后代。而第一批移民并不是抱着淘金梦——而是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宗教和政治迫害来到北美大陆的。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政府权力保持着天然的恐惧和戒备。当北美１３个殖民地齐聚费城市政大厅一起起草《独立宣言》时，他们考虑得最多的并不是今后如何“富国强兵”，而是怎样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用“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来形容美国人对“自由”的态度，并不为过。任何可能导致政府权力扩张、公民权利受限的政策和法律，都会引起美国公众的极度警觉。
１９９５年夏，美国俄克拉亥马州政府大楼遭恶性爆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州政府工作也因此瘫痪。然而，就在嫌犯被捕后，许多人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严、从快”地处决犯罪分子，而是担心政府利用此事做文章，限制公民的权利。公众对政府的警觉，可见一斑。虽然“９·１１”这一空前惨烈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人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选择作出了些许改变，但这样的改变在程度与时间上都是有限度的。
当然，公众反对延长《爱国者法》的部分条款，这决不意味着公众愿意降低安全标准。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是：既要保障安全，又不能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看起来，这样的要求有些苛刻，但一则，“做一个政府好难”这在美国已是天经地义；二则，公众其实明白，布什政府希望延长《爱国者法》的实质，不过是想在降低执法难度的前提下保障社会安全而已。说白了，这就是想“偷懒”。
就在法案被参院否决后，布什总统在１２月１７日的广播讲话中承认，他曾经签署秘密命令，允许国家安全局对境内人员的通信进行窃听。布什还声称此做法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他将继续这一做法。对此，已经有国会议员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显然，美国公众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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