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评
潮白
从明年元旦开始，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将按照《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参加社区环境卫生的清洁、社区治安巡逻、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等公益劳动；并且，每人每周的公益劳动时间不得少于3个半天、总计10.5小时。
类似的规定不是广州的发明，许多地方早已经施行了，赞弹有之。大抵赞成者认为权利与义务对等，诟病者认为享受低保不应该带有附加条件。两派的观点都充分展开过了，无须笔者赘言，只想做一点提醒的是，在执行《规定》的过程中，不要使之带有歧视色彩。就享受低保的附加条件本身而言，笔者认为没有这种色彩，正如市民政局福利救济处有关负责人所说，它的目的不是约束低保人员，而是培养他们回报社会的观念。但笔者注意到，每每解释类似规定所以出台时，往往都有意无意地说一些“低保不能(或不再)养懒汉”之类的话，这就略具歧视色彩了。
笔者承认，不少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人，宁愿吃低保也不愿去挣辛苦钱，的确存在“懒汉”；或者，有开着轿车来领低保的等等“不和谐”现象。但是这“懒汉”二字，切不可推而广之。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低保补助对于真正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而他们贫困的造成，相信各种因素都有，未必就是因为懒，不可以偏概全。我想，许多享受低保的家庭，也未必就没想到过要回报社会，不过以前社会对低保人员没有这种要求，再者回报社会的通道不畅。因此，《规定》之类的出台，可以说健全了这方面的机制。其实，即便没有想到过回报，低保人员自身，也不能对回报过于敏感，自己先觉得是“歧视”。我们都该认识到，回报社会的适量公益劳动，体现了低保制度自身运行客观要求的一面。
毋庸讳言，在全国一些地方，对低保人员确实是存在歧视政策的。比如规定他们不准装电话、不准养宠物、不准购买家用电器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低保户电话费不能“超过每月低保金的30％”。这不准，那不准，完全禁锢了低保家庭的正常生活，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证，倘若令这些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大行其道，给低保家庭造成的创伤必然是深刻的。虽然，按照《规定》，如每月两次不参加公益劳动，经批评教育无效的，将受到包括不批准低保等处罚，但从《规定》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对参加劳动者并没有“一刀切”，诸如全日制在校学生、子女未满6周岁且未入幼儿园的父亲或者母亲一方、家中有危重病人需要照顾的人员，等等，都可以免除义务劳动。这就是《规定》人性化的一面了。
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保护线”。我想，这一制度的设立，应当是旨在使低保人员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感受到这是社会对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的物质生存权的尊重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