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

　　新华社发文盛赞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称其为划时代的决定

　　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今天，中国已步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却面临着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有委员指出，要警惕“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显性负担减轻、隐性负担加重的现象。

　　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04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获得通过。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成为历史档案。

　　历史的分水岭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

　　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农村税费改革设计者之一、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上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当的财政补贴。

　　这是中国农村面貌即将迎来新一轮巨变的标志性事件。“农业税废止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农民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待遇。”国家信息中心学者徐宏源说。

　　破解“三农”难题的新起点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废止农业税条例，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今天，中国已步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却面临着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国家已承诺今后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生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1个省市先后出台了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各地进一步清理取消对进城就业农民的限制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再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我国工农两大关系的反向转变，实际上是国家和农民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废止农业税条例，无疑给我们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从今往后，9亿中国农民将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利益将得到更多的维护和发展。

　　改革的新征程

　　短短两年时间，一度低迷的中国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重现“重要转机”。但毋庸讳言的是，“三农”问题积累有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能获得彻底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农业税条例，只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废止农业税条例的议案时，就有委员指出，要警惕“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显性负担减轻、隐性负担加重的现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表示，现在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依然存在。“去年农民人均收入2936元，纯收入800多元，而一个大学生年支出是七八千元，本科四年差不多花3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

　　社会学家陆学艺表示，中国“后农业税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就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联合国有关资料显示，财政资金向农业流动已成为国际惯例，发达国家农民最高人均补贴额已达3万美元。尽管近两年中国农民补贴性收入有所增加，但仍是杯水车薪。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四个没有”的论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难度的清醒认识: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

　　废除农业税条例，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破题，并向“深水区”挺进。

　　据新华社电